第二十七章 臣忧顾不在边陲 第五节（第3/5页）

这意思是十分明显的，唐康既然说服不了仁多保忠，便开始攻击仁多保忠；既然扳不倒仁多保忠，那也绝不肯听仁多保忠节制。因此，二人便要打仗，也不向仁多保忠报告，而是直接向宣台禀报。

这让石越心里十分的恼火，但是要处理起来，却是十分棘手。这与他十几年前平夏时的情况大为不同，平夏之时，上面有一个意志坚定的皇帝，宰相们虽有分歧，但便是吕惠卿，对他也并无掣肘；下面则是刚刚经历军事改革，整编方毕的禁军，军队之间虽也有派系，但主要还是与西夏作战已久的西军，大体来说，那个时候，从皇帝到普通的将领，都是抱着一种同仇敌忾的志度，希望大宋朝在励精图治之后，打一场扭转国运的战争。因为，许多的分歧，都被这种大的心态所掩盖。

而如今呢？石越权位虽然远重于平夏之时，但他所处的环境，也已大不相同。

较之十余年前，大宋朝上上下下，早已自视为强国。十余年前对西夏，西夏弱，宋朝强，而宋朝仍然视内部纷争不已的西夏为强敌，谁也不敢有任何的大意与轻视；可现在，纵然以实力来说，辽国与大宋不过半斤八两，棋逢对手，但是朝野之中，许多人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的。这种自信心既是好事，却也是坏事。坏的一方面，便是因为过于自信，于是大敌当前，内部的矛盾，该有仍然有。

朝廷之中有矛盾，将领之间也有矛盾，在河北打仗，他要驾驭的是几乎大宋军队中的所有派系，有许多将领，虽然经历了对西夏的战争，作战经验更加丰富，但是坏的一面却是，他们的官爵更高，资历更深，更难驾驭，更麻烦的是，许多人还与朝中党派有牵扯不清的关系。而在以前，他要对付的，不过是种谔等区区数人而已——而且种谔这些人，想法与他其实也没多大的分歧。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在进攻作战之时的分歧，永远会比防御作战时要来得少。

不管怎么说，对付唐康、李浩、仁多保忠，甚至是郭元度，石越也不是一句“行军法”便威胁得了的。仁多保忠虽是异族，但有保驾勤王之功，忠心耿耿；唐康与他亲如兄弟，恃宠而骄亦是难免；李浩资历极深，又是新党，石越如果不想惹出大风浪来，轻易也不能定他罪名……便是郭元度，朝中也是有人的。

况且他能把唐康怎么样？别说他下不了这个手。就算唐康与他毫无关系，便在七月四日，他刚刚收到小皇帝亲自拟写的一份诏书，诏书中小皇帝不仅称赞了姚兕与拱圣军守城之英勇，还褒奖了唐康、李浩不惧强敌，救援深州的忠义，诏书称他们虽未竞全功，但大战契丹精锐骑兵，已令韩宝、萧岚胆寒。更重要的是，“袍泽有难，则感同身受，义之所在，则奋不顾身”，较之大宋朝一朝宣扬的契丹人“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卑劣，更是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大宋之所以必然击败辽人之铁证……石越分明的感觉到，小皇帝已经不甘寂寞，在这场战争中，他已经开始一点点的宣示自己的存在，而且，只要有机会，小皇帝就嘉奖、称赞那些敢于进攻，敢于与契丹打硬仗的将领与军队，而不论其是非成败。

这分明是包含深意的！

皇帝的确很聪明。

这实际上，也是对石越施压。

尽管现在皇帝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至少枢密使范纯仁不会因此施压石越必须救援深州，枢密会议也保持了足够的耐心。但皇帝就是皇帝，大宋朝仍然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他的影响力没有人敢小觑。

况且，实际上韩维与范纯仁也很关心深州的存亡。

而且，仁多保忠的指责是很有道理的——深州今日的局面，与唐康、李浩擅自进兵，损兵折将，致使实力大损是有直接关系的。倘若骁胜军、环州义勇等到神射军到来，两军各兵进攻，步骑配合，深州不至于落到这般境地。仁多保忠认为自己也是主张救援深州的，只是在骁胜军实力大损，辽军已然有备的情况下，他迫不得已，才取其下策，屯兵武邑。

但这些都不代表石越可以去打皇帝的脸。

他能顶住压力，不再采取添油战术，继续往冀州派些无用的援军，便已经不错了。按理说他是应该这样做的，万一深州果真失守，宣抚使司至少可以以此推卸责任，而不必背黑锅，被人指责他救援不力。

这算是他当到右丞相的一个好处——官越大，表示背得起的黑锅越大。

石越同样深知深州若然失守，对士气民心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战争的走向，宣抚使司关于深州的情况是一日两报，但是，他绝不会因此而乱了阵脚。他知道唐康的那点心思，唐康将深州视为他青云路上最好的一块垫脚石，只要保住了深州，对他的前程有着极大的好处。但是，对于唐康因此而沉不住气，进退失据，气急败坏，石越亦不由得有些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