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谁当其罪谁其贤 第一节（第3/9页）

大宋朝已非过去的大宋朝。谁也不敢拿着自己的人头去开玩笑。

只是，这种积威，也只能阻止王襄这些武将，却阻止不了陈元凤这样的文臣。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武臣动辄不服从上司，文臣只知道服从上司，皆为亡国之兆。是以自来都是武臣守纪律，文臣守道义。而陈元凤对于所谓的军法，更无敬畏。从现实来说，石越能杀掉荆岳，但没有皇帝的诏令，却断然是不可能杀得了陈元凤的。

况且陈元凤还是个聪明人。

他不会给石越把柄。

这也是王襄们敢和他一道冒险的原因。

他们虽然不曾奉得宣台的命令，却也不曾违背将令。

陈元凤事先便找了个借口到了武强，他与王襄约好，黄河冰冻之日，便以探马报告发现友军被辽军攻击的名义，一面派人报告宣台，一面先斩后奏，北进河间府“增援”。探马探错情况也是有的，查明清楚，也不过是军棍杖罚。至于他们，宣台总不能说去救援危急中的友军也不行吧？石越不是总说，大军在外，将领有事急从权的处置之权么？只要生米煮成熟饭……立下了功劳，陈元凤就有信心皇帝一定会保他。

熙宁以来，因为高宗皇帝的关系，大宋朝军中最推崇的是两个人，一是大唐的李卫公，一是仁宗朝的狄武襄公，二人的治军之道一直被宋军奉为圭臬。狄青的那句名言——“违令而胜，权也，何罪之有？”便是连陈元凤，也是耳熟能详了。说起来，这其中也颇多石越的“功劳”。对于大宋的这些将领们来说，一方面，宋廷要防他们专权跋扈，不守纪律；可另一方面，自太宗朝以来，将领们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也是军事改革的重点。以宋军的历史来说，不管现实的战局如何变化，刻板的执行枢府与上级的命令，结果导致大败，这一类惨痛的教训，实在是要远远多于因为将领们不遵命令造成的败仗。

鼓励将领们进行一定程度的冒险，但风险必须由将领本人承担，便如狄武襄公说的，违令而胜，当然无罪，甚至有功。但若是违令而败，那就要罪加一等。这就是军队的法则，以成败论英雄。对于军队来说，这也是必要的吧？如若一支军队中，全部都是唯唯诺诺守令不苟的将领，这样的军队，总是会让人觉得少了点虎狼之气。

从某个方面来说，高宗皇帝与石越算是成功了，甚至有点成功得过头了。

至少绍圣七年的战争开始以来，陈元凤与王襄绝非第一群打擦边球的人。

不过，无论是陈元凤还是王襄，都不曾想到，他们的运气竟然好到这个地步。

他们居然误打误撞中，救了田烈武！

清晨起，横塞军与骁骑军便分头北进，原本陈元凤想的是先去饶阳，再见机行事，但骁骑军几名将领，死也不敢去何畏之的地盘招惹是非，不得已，陈元凤才改道前来河间府，打的是与章惇合兵的主意——对章惇，陈元凤也有几分忌惮，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委曲求全，先笼络章惇。他打的如意算盘是，若能利用章惇的野心，两人合兵一处，兵力便十分雄厚，足以干出点动静来了……甚至还可以借章惇之力，来对付石越。

只是，陈元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上天会对他如此关照。

当有探马发现有两只大军在这一带大战后，陈元凤与王襄等人一商议，便决定丢下辎重，轻兵急进，想要打辽军一个措手不及。也不知道他们是运气太好还是太坏，很快，因为发现横塞军根本承受不了这种急行军，而探马又探得辽军兵力有两三万之众——骁骑军诸将虽然在武强的时候嘴巴上豪气干云，但此时却突然知道临战而惧了，他们也不敢单独前来，于是便放慢速度，与横塞军一道“缓进”。

若非如此，冒然加入战斗的他们，恐怕只是给耶律信送上一份功勋，说不定还会害了田烈武与张整。在这个时代的战斗中，无用的友军带来的作用，并非只是不起作用，而往往是灾难性的。总之，这一次意科之外的变故，既救了他们自己，也救了田烈武与张整。

终于接近战场，已是接近黄昏，王襄与骁骑军那几名大将，总算没有将在朱仙镇学到的东西忘光，几个人冒了点“险”，悄悄接近战场，观看了一小会的战斗。

就看了这么一小会的战斗，便如同在王襄火热的心里，泼上了一盆冰水。或是因为天气太冷，骁骑军那几名大将，脸色也是不太好看。发了半天的呆，总算王襄还有几分智术，回来之后，便禀报陈元凤，虽然他们很想一举击溃辽军，但奈何天色已晚，此时加入战斗，已无意义。不如厚张兵势，摆出架势来，先在气势上威慑住辽人，待明日再战，辽人就会未战先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