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南苑之痛（第8/9页）

佟麟阁遭日军伏击时，赵登禹也在往北平突围，他乘的是一辆轿车。当赵的车开到永定门外木樨园南面的大红门时，两边机枪声四起，埋伏在这里的萱岛联队向车内猛烈扫射，赵登禹身中数十弹阵亡。

南苑战事，无疑成为事变后最惨烈之一役，第29军在此战中死伤超过5000人。但从没人提出疑问。

当时的南苑，不仅是第29军军部，还是第37师师部所在地，作为空旷平原上的一个营地，除了临时搞的少量战壕、沙袋外，整个阵地没任何可利用的东西。至于营地的围墙，炮火一轰即倒，基本上没防守价值。而日军又掌握了制空权，飞行员闭着眼都可以把炸弹扔进营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守卫这样一个地方？守这里，最后能得到什么？仅仅因为是第29军军部？或守卫住那里就会保住北平？很多人倾向于前面这一点，因为南苑在北平南面，而北平东、北、西的去路被日军控制，基本上不通（其实往西还是通的）。但这个观点没法解释清楚宋哲元为什么叫主力往北平撤。南苑失守后，几乎已是四面被围的北平岂不更是孤城？

跟日本人开打当然好，但这种打并不是说乱打，作无谓的牺牲。当年的宋哲元，守卫南苑的决心似乎很大，把作为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都调来了，看上去挺主动，实际上非常被动，等于大老远地把人马送进南苑这个虎口。打到最后，在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开阔地，两位将军阵亡，近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战死，普通士兵牺牲者更多，却看不出守卫这里的真正价值有多少。

说到底，南苑悲歌还是宋哲元对局势混乱判断的恶果。到最后，没辙了，才发令抵抗，战力什么的不谈，仅就这一脑袋豆腐，又怎会有胜机？！打到最后，估计他本人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守南苑了。

南苑之痛，宋哲元难辞其咎！

现在，宋哲元终于站出来了，因为他决定离开北平了。关于这件事，他甚至没有告诉南京。而且，直到他决定走时，各部队还没得到明确的作战任务。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等日军进攻后再反击。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

当年，冀东划为非武装区，河北省政府成立了保安队，有叫张庆余和张砚田的，分别任第一、第二总队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这两位脑子一糊涂，当了伪冀东保安队总队长，说重点：成了汉奸。不过，这俩人有自己的算盘，也可以说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所以一边在殷汝耕手下干，一边跟北平那边的第29军联系着。

事变爆发后，两位老张还在观望，有件事促使了他们拨乱反正：日机袭击通州城外第29军阵地时，误炸了保安队教导团。这把张庆余惹火了，叫上张砚田和保安队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起事。通州的日本守军，就是那个萱岛联队，得到情报后，去拦截南苑突围的中国军队了，只留下百十号人的守备队，以及侨民三四百人。

7月29日凌晨2点，冀东保安队3000多人开火，通州城内的日本守备队驻地、日本特务机关、日侨商号、冀东伪政府所在地等成为袭击目标，逮捕了汉奸殷汝耕（后来走脱），歼灭了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在内的日本顾问、守备队士兵、武装侨民等330余人。

就在这一天，一直沉寂的天津，也打了起来。

前面我们说过，张自忠去北平后，天津防务由副师长李文田代理。南苑血战时，李文田得到丰台被中国军队拿下的消息，但这时候仍没张自忠的信儿，正在转圈儿时，手枪团团长祁光远说：四周都已开打，您觉得天津会躲得过么？

李文田又何尝不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在天津海光寺，北平那边的每个拳头，都是从天津这边打过去的。这种情况下，再跟那看着，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李文田说：怎么向张师长交代？毕竟没有他的命令！

祁光远说：张师长人在北平，他的想法我们不可揣测。不过，副师长您代理师长之职，负责天津防务，所以兄弟想说，局势都已经这样了，第37师打得那么激烈，我们再不打，会成为民族罪人！何重何轻，请您决断。

李文田不语，把电话挂到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那里。

李致远听完后，跳起来说：打！

日军主力都在北平一带，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只有3个大队外加5个直属小队。

李文田分兵三路，一路在手枪团团长祁光远指挥下进攻海光寺；一路在保安队长宁殿武指挥下进攻东火车站；一路在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指挥下进攻天津总站和东局子飞机场。

三路人马同时行动，日军有点傻。

天津总站很快拿下来了，一个小队的日军被围歼。但海光寺那边由于日军工事坚固，迟迟攻不下来。东火车站攻下来后，保安队长宁殿武火速带人支援海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