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第21/21页）

相比之下，正如我们所见，犹太恐惧症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得到了更加强烈的、制度性的强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世界对犹太人最危险的地方是东欧和俄国，而不是德国。就是在这些地方，政府实际上通过歧视性的立法以反对犹太人。例如在罗马尼亚，政府对大约25万犹太人启动了严厉的法律限制，剥夺了他们的投票权和获取公共职位的权利。然而，对东欧犹太人最为毁灭性的办法，是由俄国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发起的。犹太恐惧症在基督教的西欧一直很强盛，除此之外，犹太人在俄国面对着沙皇专制体制及其精神支柱东正教会紧密结合的力量，不仅俄国国家君主至上的性质体现了对俄国犹太人的危险，而且其高度的救世主的性质也加强了这一威胁。莫斯科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两头鹰这个拜占庭象征物的采用，都在宣布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中心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合乎逻辑的继承者。一个把自己想象为宗教上选择出来的国家，必然和一个势均力敌地扬言自己为神选的民族发生冲突。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保持了强烈的天启的、救世主的期待，使得俄国人的排外意识，以及含蓄而持久的犹太恐惧症更加突出。有趣的是，俄国人的内心景观充满了救世主的思想，以至于它激励着相当可观的神学思想的杂交，刺激着俄国的犹太人以民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形式展现类似的救世主式的期待。

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屠杀，数世纪以来在俄国的体制下一直是系统性的。政府对犹太人主动积极的歧视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得到了强化，他通过一系列法令禁止犹太人购置土地资产（1881），限制他们进入大学和中学，强迫那些生活在俄国中部的犹太人迁移到西部省份，即所谓的“犹太人指定居住区”（1890）。在那里，犹太人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全面地监视、控制，并受到人身攻击，以这些行为对斯拉夫极端主义分子作出让步。据估计，在19世纪末，有500万以上的犹太人生活在俄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指定居住区，并且通常生活在悲惨的经济状况之下。发端于1881年，通常是由沙皇的官员策动的针对犹太人的乱民暴力行为，表面上看是因为犹太人要对亚历山大三世的被刺负有莫须有的责任，实际上是将犹太人从俄国主要的城镇驱赶到犹太人指定居住区，并且满足不断增长的犹太恐惧症情绪的胃口。就是在这一对犹太人普遍的仇视之后，公开出版的反犹太人最恶毒的文献之一《锡安长老会协议》，在俄国和其他地方带来和发现了自愿的信奉者。这份文献由沙皇的秘密警察捏造，以莫里斯· 乔利和赫尔曼· 戈德舍有关文学和政治的小册子为基础，由24篇据说是犹太人领袖作出的“协议”或演讲构成。这些领袖解释他们是如何采用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颠覆性力量去破坏西方文明的，并为建立犹太国家做好准备的。首次出版于1903年的这个协议和数百种反犹太人的小册子在俄国广泛流传，并且后来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放者带到西方，他们包括阿尔弗雷德· 罗森贝格、马克斯· 埃尔文· 冯· 舒伯勒—里希特，以及数以千计的保皇分子。在西方，他们煽动着最终进入纳粹运动的仇恨火焰。

经济贫困和政治迫害的联合效应，解释了俄国的犹太人大批逃离俄国的原因。一些流亡者被正在兴起的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俘获，这一运动鼓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是另一些流亡者把西方和美国作为更好的生活地点。许多犹太人把刚刚统一的德国视为永恒的天堂；他们被德国的发达技术，优越的教育体制，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刚刚赋予犹太人具有完全公民权的法治国家所吸引。1871年在犹太人获得法律上的解放之后，普鲁士下议院一位犹太议员如释重负地说：“在多年徒劳地等待之后，我们最终在安全的港口靠岸。”从大屠杀之后的视角来看，这一判断的悲剧性错误急切地需要一个解释。

注　社会的和历史的心理学家探讨了大众妄想这种现象，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各种信仰体系的关系。

注　彼得· 沙费尔在其《犹太恐惧症：古代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一书中认为，这一古代反犹太人的立场是犹太恐惧症，它和在一些基督徒那里以及在所有种类的种族生物学的反犹太主义中发现的恶意的、强迫症式的反犹太主义不同。他认为，古代人感到受到了犹太人的威胁，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恐惧和仇恨矛盾的混合体。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反犹太主义早于基督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从他的分析当中，我们并不清楚的是，犹太恐惧症是否是反犹太主义的血亲，或者是从反犹太主义中分离出来的，这也是废弃“反闪米特主义”这一术语，用“犹太恐惧症”取而代之的另一个好的理由。“反闪米特主义”在语言学上是含混的，缺乏强有力的、我们与犹太恐惧症相联系的心理学内涵。各种形式的犹太恐惧症是外国人恐惧症、宗教恐惧症、种族恐惧症，还有卡文· 兰格缪尔所称的妄想恐惧症。在许多案例中，可以认出这些恐惧症的综合现象，它证明这一不断进化的人类强迫症的多面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