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17/18页）

当然，在希特勒让人注意到犹太人毁灭性的影响时，他引述了各种各样犹太恐惧症的观点，首先是他们已经对他们居住的国家的经济福利施加了腐蚀性的危害。在希特勒1922年4月12日慕尼黑党的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真理的煽动者》这一最具有煽动性的演讲中，他质问如何能够认定罪行，无情地揭开了他认为德国社会危机真正罪犯的面具。他认为，答案是质询谁在德国的不幸中获益最多。换句话说，通过认定那些正过得很好的人，人们就能搜查出那些引发所有不幸的人。希特勒认为，一个人立刻想到的就是股票投机商、银行家，以及类似的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但是假如他要真正得到危机的真相，就必须完全揭开幻觉的面纱。希特勒坚持认为，假如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国民的结核病”“腐烂的酵母”，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朽的犹太人。希特勒宣称，只有纳粹运动是富有勇气的，足以认清这一首要的真理，因为它也把自己看作代表着上帝的选民，带有保持其血统纯洁性的使命。希特勒视自己拥有特殊的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认知方法，即“血统危急认知”的方法，依靠它，一个人能够揭露对德国民族有机体的健康在生物学意义上有害的东西。另外，希特勒视自己为当今雅利安的耶稣，将把金钱的借贷者从庙宇中清除出去，也是反对虚伪的犹太金钱之神的煽动者。

希特勒经常提及生物学的甚至寄生虫学的形象，这些都强烈地表明，他相信整个日耳曼民族，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被犹太人的血液“污染了”。他在这样一些场合的想法上升到了类似妄想症强度的高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无条件地相信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存在，正如《锡安长老会协议》所预言的。他对所谓的恶行习惯性的反应一直就是把它归咎给策划阴谋的犹太人，无论这个犹太人是一个贪婪的借贷人、一个法庭上的蛊惑者、一个假装同情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和平主义者，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希特勒心中，结果都是一样的：犹太人煽动社会的分裂，从内掏空一个健康的社会，为最终接管世界铺平道路。

埃伯哈特· 贾克尔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希特勒特别相信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是由它自身的种族感、它的领导形态、它发动战争的能力所决定的。这三个性质在民族主义、元首原则或领导原则、军国主义那里得到了体现。当希特勒企图把这三个假定连贯起来，以达到把它们整合到更大的纳粹世界观当中，他开始认识到犹太人支持着三个相反的原则——国际主义、民主及和平主义。换句话说，希特勒相信犹太人推动那些试图破坏所有健康社会的原则。这导致他进入非理性的沉思：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是一个有机体，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们暴露在腐生菌面前。在正常的条件下，这些腐生菌的功能就是分解有机物的残骸，使其成为最基本的成分，被正在生长的有机体再次利用。有机体通过自己的适应性机制阻止这些进攻，但有时攻击力过于毒性，它们攻破和毁灭整个有机体。这对于社会有机体来说也是如此。它也暴露在侵略者、歹徒、贫困、疾病、阶级冲突或者战争等腐生菌面前。根据希特勒的观点，所有社会有机体最致命的腐生菌是犹太人，他们是最致命的病原体的类似物，因此不可避免地破坏整个社会体系。

这一观点的非理性逻辑使得希特勒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种致命病原体的犹太人必然是恶魔的化身，是颠覆健康和善的幽灵。作为这一妄想性的思想体系的结果，希特勒真切地想象到了“罗圈腿的犹太私生子”，他们潜伏在黑暗的街角后面，伺机强奸毫无防备的雅利安少女，用他们犹太的精子污染她们。这种邪恶的谩骂决不限于他私人的圈子，而是经常出现在他的写作和公开演讲中。例如，在《我的奋斗》第十章，他描绘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真正”原因。他很快越过了对德国战败任何现实的讨论，一头栽进了有关“犹太人无底的谎言”所造成的“道德投毒”的黑暗沉思当中。经历了对梅毒之恶奇怪而神经质的大段论述之后，他最终谴责是犹太人使德国国家肌体遭受了梅毒的侵袭。《我的奋斗》这一段落以及相当大的部分，回响着对血统污染及恶魔般的犹太人带来的血统投毒毛骨悚然的惊恐。对于犹太人将德国人退化这一潜藏的、“真正恶魔般的意图”，希特勒发出了咆哮和乱语，他庄严地呼吁国家神圣的义务，以保持血液的纯洁性。下面是希特勒用来描绘犹太人的带有偏见绰号的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