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第6/10页）

法：那么……德国的统一呢？事情既然如此，您认为自己还能看到德国的统一吗？

勃：不能，我想是不可能看到的。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已年近六旬。我并不想成为玛土撒拉[5]。如果我能成为玛土撒拉的话，也许我的回答就会是肯定的。因为我要看到德国统一，超码要像高加索的某些老人那样活到130岁。甚至再过20年或50年，我也不能看到德国问题的单独解决。不，我甚至不能想象德国问题会单独解决。我认为两个德国关系的变化只能是两个欧洲关系变化的结果。因此，您可以注意到，我没有给您一个乐观的回答，但是我的回答包含着由欧洲解决两个德国分裂的可能性。但是请注意，如果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也不意味着我们还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那将意味着两个德国的德国人期望建立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关系和生活。

法：勃兰特总理，您在谈到西欧时，很显然，您是指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那么，您认为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

勃：意味着三件事，因为这是要做的三件事。第一件是经济一体化，这个过程正在进行，而且我认为它正朝着共同的货币体制方向发展。这不是指大家必须使用同一种货币，而是指在我们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是的，我们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建立欧洲共同银行，以某种方式实现货币和经济联合。第二件事，我叫它欧洲的社会联合。我说的“社会联合”并不仅仅指旧的含义上的社会政策，即不仅仅指工团主义者所指的那种意思，那种意思也是重要的。我说的社会联合，用现代的口号说，叫“生活的质量”。换句话说，我指的并不仅仅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并不是目的。我指的环境保护问题、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教育问题……要有足够的雄心壮志去达到如下的目标：从社会角度来看，10年后统一的西欧将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地区。10年是足够的，用10年的时间我们能够实现。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建立共同的政治结构，因为没有经济一体化和社会联合，共同的政治结构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三件事是保持各自民族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一条，那将是一场灾难。

法：您说得很对。那么在我们争取建立的美好的西欧中，我们对那些非民主国家怎么办？例如，我们对西班牙和希腊怎么办？

勃：很显然，任何不是基于我们所实行的制度的国家，即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或议会、工会组织等等，都不能成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很显然，任何不能最起码地尊重人权宣言的国家都不能成为我们这个欧洲的一员。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因为经验告诉我，一旦丧失了自由的国家几乎不可能重新获得自由。对此我越来越感到棘手。几乎总是在经历一场战争后才能重获自由。受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不通过战争而找到自我解放的办法，这是很罕见的。别人的声明、其他人的措施更不能解放受压迫的民族。例如抵制它的产品，拒绝到那里去度假……都无济于事。但是历史总是发展的，有时还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发展。就拿西班牙来说，我第一次接触西班牙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那时我很年轻，去西班牙当记者。我在那里待了近6个月，主要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我还记得两派的可怕仇恨，我还记得农村的难以置信的贫困。从那以后，我只去过一次，在一个岛上度假。还有一次，是乘船路过，只在那里逗留了半天。那次我是要去美国，从那不勒斯上船，路过马拉加，我在那里转了转。虽然那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但从我看到的东西来看，西班牙有了非凡的发展。那已经不是我过去认识的西班牙了。因此要是在一代人以后，西班牙得到改造，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员，我对此并不会感到惊奇。西班牙通过发展是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法：希腊呢？

勃：噢，希腊的情况更为复杂。我们谈论希腊时，不应该忘记，事情并不像我们的希腊朋友说的那么简单，认为1967年以前希腊有过广泛的民主，而在突然间变成了军事专政。我1960年访问过希腊，那时卡拉曼利斯[6]是首相。我结识了卡内洛普洛斯[7]，他今天是非常勇敢的反对派。啊，卡内洛普洛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与德国文化还有很深的联系。这些年来，他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但是，我在雅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与我在世界其他地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有很大不同。那次倒很像我在民主很有限的国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所以希腊未来的发展很难预料。我只希望代表自由和未来的力量在希腊能够相当强大。如果是这样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会在国外找到许多朋友。还有一点，民主是不能用武器获得的，武器只在战时才有用处。不过我想，如果希腊人民愿意的话，他们能够重获自由。如果出现特殊形势，他们能够做到，甚至不需使用武力。到那时，有能力支援他们的外国朋友的援助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