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蒂斯·派克（第6/9页）

法：派克先生，您有没有中央情报局监视您，或者在调查过程中曾经监视过您的印象？

派：有，是这样的。当然，我不能向您提供中央情报局暗中监视过我的证据，但是有不同程度的侦探活动。我的看法是中央情报局监视过与我有来往的人，并了解我的一切：我的饮食起居、我的喜怒好恶以及其他个人琐事。现在他们应该对我的上上下下、左右前后都有透彻的了解，但是我并不因此而谴责他们。如果被某个议员调查的情报机构根本不去了解这个议员究系何人，那么它没有履行自己最基本的义务。

法：我同意这一看法。那么从来没有人威胁过您吗？

派：有人威胁过我，但我将不会告诉您是如何威胁的。

法：我之所以问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基辛格的赞同下曾经作过尝试。

派：是的，但我将不谈此事。

法：您的证人中有几个人曾经受过他们的威胁？

派：我不知道他们的人数。很少有人来向我讲这些事，但总也有得知这些事情的方法……现在我告诉您在美国注册公司工作的一个证人的情况。他在我的委员会面前作证后，联邦调查局找了他，企图让他改变证词。联邦调查局的企图只是部分地得逞了。但不管怎么说，那位年轻人的表现是勇敢的。他来到我们这里，诉说了事情的经过。其他一些人也是有勇气的，但另有很多人在政府的压力下收回了他们的证词。联邦调查局说：“这是严重的事，应该控制它。”

法：派克先生，他们在肉体上也威胁您吗？

派：是的，但是我将永远不知道威胁来自何人。这是我接受进行这次调查时准备应付的风险之一。各种各样的风险，从国家的风险到个人的风险。在前一种风险中，我将冒触发一场战争，使国家处于难堪和屈辱的地位，并有损于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机构的风险。在后一种风险中，我将冒进行此类调查的人必然要遇到的那些风险：电话受控制，在家没有安全感，总是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跟踪。总之，即使承认调查的结果是积极的，我还是会说，风险大大超出好处。

法：我猜想您不仅仅指的是基辛格的愤怒，科尔比的敌意。消息的走漏也必然大大地伤害了您。

派：大大地伤害了我。它毁坏了委员会的可信性，给我本人带来了祸害，扼杀了国会对中央情报局实行监督的思想。草率发表那个报告只有利于中央情报局，有利于基辛格，有利于白宫。也就是有利于那些不喜欢议会监督，因而迫不及待地要恢复陈旧的保密制度的人。除了这些以外，我还将告诉您另一件事：如果我不得不在凶杀政策和走漏消息两者之间作选择的话，那么我选择后者。如果我不得不在我国参加的一场秘密战争和能导致秘密战争停止的走漏消息两者之间作选择的话，那么我选择后者。

法：谁能泄露这份报告？

派：不是我。老实说，我不知道是谁。虽然我不否认可能是委员会中或者是编辑小组中的某个人泄露出去的，但如果是中央情报局、白宫或国务院泄露出去的，那么我丝毫也不会感到惊讶。我重复说一遍，报告在《乡村之声》报上发表有利于基辛格，有利于白宫，有利于中央情报局本身。您也许会反问：“可是现在人们知道了他们过去所干的事呀，这对他们有利吗？”我来回答：“现在人们知道了他们过去所干的事，但他们对过去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

法：科尔比愤怒地否认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任何责任。

派：好吧！在我看到中央情报局能干出的种种事情后，我并不认为中央情报局不会向报纸透露一份报告。

法：派克先生，在您的报告中只有一个地方使我感到迷惑不解。您说，如果美国受到攻击，中央情报局不可能及时知道。

派：如果您指的是像珍珠港那样的一次突然袭击，或者世界上某个地方向我们的其中一个设施发动的进攻，当然我们不可能通过中央情报局得知。在调查过程中，我没有找到任何能给我以这种希望的东西。也许我们在欧洲会感到放心些。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竟有两周的时间不知道苏联军队在捷克的行踪。现在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了解得更多了些。在七年中，我们的工作略有改进。但是在其他地方呢？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情况是令人沮丧的。即使那个地方既没有我们的基地，也没有我们的军队，但我们的情报活动令人心寒。中央情报局糟糕透顶。您想想吧，战争开始后三四个小时，他们还在继续说：“那里将不会发生什么事！”

法：葡萄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