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41/67页）

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接应第10军突围；二是进入衡阳，跟第10军一起继续守城；三是跟方部里应外合打退甚至歼灭衡阳的日军。事实是：蒋介石不许第10军突围，至于第二种可能性也并非其所期待。也就是说，蒋介石仍在期待第三种可能性。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蒋介石此时正承受着史迪威和罗斯福逼他交出兵权的压力。如果衡阳突围后迅速沦陷，面对美国人他手里能打的牌就更少了。7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从这个角度说，第10军是政治博弈的一颗棋子。可是从急速的战局演化看，在7月下旬对衡阳之敌予以驱逐已完全成为纸上谈兵，在打一天看一天的死耗中只能是把衡阳的结局推向一个反面。

退一步说，不谈衡阳保卫战背后的政治因素，纯粹从军事的层面来看这场死耗，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的作战指导也没有可取之处，或者直接说他们压根就缺乏一个整体的作战指导，比如说始终没把“解围”和“决战”弄清楚。仗打到7月，整个湘桂之役看不出哪里是决战区，长沙？衡阳？还是桂林和柳州？好像都是，但又都不是。处处设防导致兵力更加分散，最终只能被保持纵线攻击的日军各个击破。美国记者白修德说得更加一针见血：“两个月内，战场上缺乏实在之司令部。”作为亲历者，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无奈是：“我高级司令部无精算、无配合、不知敌、不知己，不能适时供应战场需求以保持部队续战力，不能适应敌情变化，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单纯措施，都未能做好，更谈不上整个战局兵力之有效运用了。”

另一个事实是：衡阳前后血战47天，为广西的守卫赢得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守广西门户全州的将领一枪没打就带着部队弃城了。桂林也只守了两三天，柳州丢的时间更快，广西战局最后完全演化成日军的追击战，最后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难怪后来第9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抱怨：“衡阳经过二十几日激战，又经过十几日激战，不能说没有争取了时间！但这个时间争取它干什么呢？真是毫无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衡阳第10军打得越惨烈，也就越悲壮。

由于蒋介石就是不松口，方先觉就只能继续死守，等待所谓云雾里的援军，于是伤兵就越来越多，日军的包围也就越来越重，使得第10军最后丧失了突围的时机。打到这时候，衡阳保卫战除了将士英勇死斗、杀伤敌寇本身外，已经失去了一次作战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

进入7月下旬，围攻衡阳的日军又增调了一个炮兵中队，山炮是在九一八事变时从东北军那里缴获来的。

7月25日，东京大本营派人到衡阳前线视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衡阳守军之顽强出乎意料。在这种情况下，派第3和第13师团继续南下进行以韶关为中心进行打通粤汉线的作战是不适宜的，应立即把第13师团抽回衡阳。身在武汉的畑俊六叫他的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从南京赶往长沙，叫横山勇向衡阳投入更多的兵力，火速把滞留长沙的“攻城专家”第58师团派往衡阳。横山显然受到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的影响，认为此时恰恰需要给中国守军和援军一丝希望，这样的话日军正好歼灭来援的中国军队，而衡阳最后可以不攻自破。但这时，无论是中国派遣军，还是东京大本营，都没有这个耐心了。畑俊六派自己的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再次前往长沙，当面向横山勇下达东京大本营关于迅速增兵衡阳的命令。

衡阳城外的日军此时日子非常不好过：这边打援，那边攻城，疲于应对。此外，长衡公路虽然基本修复，但通车路段是从长沙到衡山，而从衡山到衡阳仍需要驮马运输弹药和粮秣。即便是粮秣运了过来，也无非是咸盐就饭，同样想吃副食的鬼子，已把衡阳周边地里的南瓜叶和辣椒叶都吃光了。一个多月下来，这些日本兵还在衡阳城外晃悠，好像他们不是来攻城的，而是来衡阳郊区收菜叶的。

这段时间，中美混合空军的飞机少了，但也不能说没有，在“低空盘旋的美机监视”下，日本人在酷热的白天，大多数时候待在碉堡、交通壕或洞穴里。鼹鼠式的生活是1944年夏衡阳城外日军的写真。以第133联队长黑濑平一为例，他在张家山栖身的简易碉堡，是工兵在一个坟墓上挖掘建造的：“埋在里面的棺椁的形状像笔画一样清晰可见。”有的碉堡里，中国士兵和日军肉搏战死后的尸体来不及处理，日军只是在上面盖层土，然后就睡上去，所以半夜醒来，他们翻身时，会压得下面的尸体噗噗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