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十章 1941年，莫斯科（第6/11页）

十一月初，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之后，埃里克才又一次高兴起来。冰冻似乎是一种赐福，使泥泞的道路重新硬起来，救护车又能以正常速度行进了。但埃里克只穿着薄外套和棉内衣，零度以下的气温冻得他簌簌发抖——国内迟迟没把冬天穿的军服送到苏联前线。军需部门也没有送来军车、坦克、大炮所需的防冻油。每天天亮前，埃里克必须早起两小时发动救护车引擎，让它空转五分钟，防止汽油在极低的气温下凝固。即便如此，埃里克每天发车前一小时还会慎重地在救护车底下升起一团火。

几百辆车被丢弃在路上。停在临时飞机场上的空军战斗机被冻在泥里无法起飞，掩护地面部队的空中打击就这样失效了。

尽管遇到了这么多困难，但红军还是在德军的重压面前节节败退。红军的抵抗很坚韧，但总是一退再退。埃里克所在的医疗队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清理路上零星的红军尸体以及路边冻僵尸体垒成的堤防。德军一步步向莫斯科进逼。

埃里克确信，德军坦克的履带很快会目中无人地轧过红场，纳粹的十字旗会高高地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楼上。

这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降。

埃里克所在的战地医疗站设在一个小镇上，医疗站旁边有一条结冻的河流，四周是茂密的云杉林。埃里克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苏联人经常在撤退的时候破坏一切能用的东西，但这个小镇却几乎完好无损。医疗站征用了镇上的医院，这里的设施非常现代化。韦斯医生命令医院里原先的医生把住院的病人都赶回家，即便病情危重也一个都不能留。

入驻不久，埃里克就开始为一个十八岁患冻伤的士兵看诊。患者脸上的皮肤呈蜡黄色，冻伤严重得让人难以下手。埃里克和赫尔曼用刀把士兵身上的薄军装割下来，发现他的手臂和腿上长满了粉红色的水疱。士兵在走破了的靴子里塞满了报纸，但还是御不了寒。埃里克好不容易把鞋从士兵脚上扒下来，一股坏疽的腐烂气味立刻迎着他扑鼻而来。

但埃里克仍然觉得他们能使士兵免于截肢。

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诊治的冻伤病人比打仗时受伤的伤员还多。

他在浴缸里加满水，和赫尔曼·布劳恩一起把病人放入温水。

埃里克看着伤兵的身体慢慢解冻。他看见伤兵一条腿和另一条腿的脚趾上出现了黑色的坏疽。

水开始变凉以后，他们把伤兵搬出浴缸，把他全身擦干抱上床，盖上被单，然后用包着毛巾的热石头裹住他。

病人很清醒，他警觉地问：“我是不是要截肢啊？”

“要看医生怎么说，”埃里克说，“我们只是医务兵。”

“你给很多病人看过病，”伤兵不依不饶地问，“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的猜测也许没错。”埃里克说。大体上，他知道这名伤兵会遭遇什么。韦斯会截掉感染较轻的那条腿的脚趾，用断线钳一样的大剪刀把它们剪掉。另一条腿会截去膝部以下的部分。

没过多久，韦斯过来检查伤员的脚。“准备为病人截肢。”他果断地说。

埃里克感到凄凉。又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要残疾终身了。真是个耻辱！

但伤兵不这么看。“感谢上帝，”他说，“我不用再作战了。”

为这名伤兵做手术准备时，埃里克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也像很多其他民众一样，保持着失败主义态度——包括埃里克的家人。对于已故的父亲，他想了很多，在愤怒的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悲哀。埃里克痛苦地想，老头不肯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庆祝第三帝国的胜利。他可以埋怨，可以质疑元首的判断，也可以低估武装部队的士气，但为什么要当叛徒呢？为什么如此执著于过时的民主呢？自由对德国来说，一钱不值，只有法西斯主义才救得了德国！

埃里克很生父亲的气，但一想到他的死状，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起先，埃里克拒绝承认盖世太保杀害了父亲，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也许是真的。盖世太保不是教堂里悉听忏悔的神父——他们肆意鞭打攻击政府的民众。父亲执意要弄清政府是否杀害了残疾儿童，他太蠢了，竟然相信崇尚自由的英国老婆和过分感情用事的女儿。埃里克爱自己的家人，因此更为他们的执迷不悟和顽固而痛苦。

在柏林休假的时候，埃里克见到了赫尔曼的父亲布劳恩先生，正是他把激动人心的纳粹主义哲学灌输给了当时还是孩子的埃里克。布劳恩先生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埃里克说，他在酒吧遇见一个人，这个人说政府在几家特殊的医院有计划地杀害残疾儿童。“残疾人对于突飞猛进的德国来说的确是个累赘，”布劳恩对埃里克说，“我们要清除犹太人和残疾人使种族得以纯正，还要防止不同种族的人通婚产生混血儿，但纳粹永远不会允许实施安乐死。尽管有时很残忍，但我们绝不会杀害自己的人民。那是共产党人在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