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第12/12页）

我在台大读书四年，最大的苦事就是进图书馆借书。台大图书馆对可借可看之书刊均因政治因素严加控制，任何学人在大陆，其著作全不能看，凡有其文之学报或文集均不易看到；台大师长之著作如为早年发表，或与大陆学者之著作同在一处也都不能看到。40

董作宾年近六旬，对甲骨文的研究正值鼎盛时期。然而，这个时期董家食口众多，入不敷出。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维持一个最低生活水准方面。他办《大陆杂志》，在台湾大学教书。1958年离开史语所，去了香港的新亚书院。这都未必是他真心想做的工作。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在台北病逝。

李济、董作宾在傅斯年逝世周年追悼会上。

1957年4月3日台北“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在第三届评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及院务报告中，总结回顾了搬迁失败的原因：

当时币值日日下泻，无法保证计划运用，达于极点。然经多方奔走设法，各机关若肯帮忙，尚不至陷于全无办法之处境。乃和谈之议，既鉴于已往西迁八年播徙所受之艰苦，复困到台后之同人，生活起居亦十分困难，安土重迁，自难免存观望之念，不立即设法启程。孰料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京沪相继告陷，本人之一切努力，至此悉成虚掷。41

这段话说得很策略，实际上是不敢正视人心向背的真实原因。

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似一柄历史长剑，切割了中研院厚重的过去，划出了一道汹涌澎湃的台湾海峡。而分置在两岸的原中研院同人，各自都会有一段泥泞。走出那段岁月，才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本文参考了李扬编著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史》、台北“中研院”编写的《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照片由李光谟、董敏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