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5/9页）

夏鼐主持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否定过去所受的教育，否定过去考古发掘的实绩，彻底与去台的师友一刀两断的同时，仍在“汉承秦制”。如李济1929年主持考古组工作之始，就与同人约定：一切出土物归公，私人绝不收藏古物；50年代初，新成立黄河考古队时，队长夏鼐也对队员作出不收藏古董的规定。再如，李济推翻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范围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考古研究只有带款式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提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都能显现其学术价值；夏鼐也在各种考古训练会上强调：衡量考古的成绩，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不要有“挖宝思想”，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其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有珍贵随葬品的墓葬……

然而，顺应时代，自觉改造，毕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从出版的《夏鼐日记》中，能看到他后来改写《日记》的心路历程，及他当时的处境。如他在1947年7月24日评价尹达《中国原始社会》时，原文为：“以刘君攻考古学，故对于考古学上之材料，认识较真切，对于龙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马列主义为□□（此处原文为方框“□”），故有时不免陷入幼稚……”后改为：“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故有时颇多新见解……”23这一改，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就是全然相反的意义。1950年年初，在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考古所主办的《考古通讯》上发表了青年考古学者刘启益的一篇文章《清除考古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者写道：

在目前批判我国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很必要的……如果我们把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三本考古学报和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的几本考古报告加以比较，就会觉得它们的内容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不同。这正说明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还缺乏应有的变化，还被资产阶级思想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我国的考古学界过去和现在都局限在枝枝节节的琐碎研究的圈子里，缺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判明了的原则研究整个社会生活。这种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显然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我认为结合目前对古典文学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应加以批判。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清除出考古阵地，让无产阶级思想彻底占领阵地。24

这篇文章有明确的针对性。当时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主要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副所长梁思永经常卧病在床，夏鼐是考古所实际负责人，兼任《考古通讯》主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针对自己的文章，显然不会是夏鼐本人的授意。

紧接着一期的《考古通讯》上，夏鼐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文，从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出结论等方面对“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作了全面的否定。文中写道：

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为“种族优劣说”找根据，帝国主义于是便有理由可以侵略所谓“劣等民族”。胡适也看不起祖国的古代文化，这是买办阶级崇外心理的表现……

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曾说：“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确可指为原始于东方的为骨卜、龟卜、蚕桑业……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业、矛、空头锛等。显然与东亚有关者为肩斧、锡、稻、象、水牛等。”（安阳发掘报告，四册，576页）我们并不否认有借用，但不能将内因和外因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外因看成比内因更重要。25

圈内人都知道，李济就是文中被点的“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文中批评的是李济撰写的《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等篇文章的观点。事实上李济出语谨慎，他提出殷墟铜器形制来源较复杂，部分铜器与西伯利亚，尤其是叶尼塞河中上游，甚至远至欧洲的锋刃器有相近之处，空头斧与矛大约全为西方式；但句兵却为中国产，大部分礼器为中国发明。因此“说这种青铜器完全是欧洲，或西伯利亚传到中国的，都说不通。要说这种文化竟是中国自己演化出来的，我们又没有一点可靠的证据”。这本是学术问题，完全不必与“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理论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