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九章（第2/8页）

“星叔的议论很公平。”醇王说道，“如今得想个法子，替此老平气。我今天已面奏了，仍旧要请他到福建督师，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驳延树南这个折子很难。因为……。”

因为延煦官居礼部尚书，大臣失仪，据实纠参，是他礼臣分内之事，即令措词失当，旁人亦很难说话。孙毓汶解释了原因，却又下了一个转语，认为只有一个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资格纠正延煦。这个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说话，我一定说。”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爷掌宗人府，乱出些花样，叫人受不了，当时我忍不住上了个折子，上头还说我措词太偏激。不妨引用这段故事，为左季高说两句公道话。星叔，就烦您动笔。还有，宣战的旨稿，不知道带来了没来？”

“带来了！”

许庚身将一份底稿交了出来，退到一边去为醇王拟折，先找来一份邸抄，细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构思，提笔写道：

“内阁奉上谕：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万寿圣节行礼，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并不随班行礼叩拜，据实纠参一折，左宗棠着交部议处。钦此。臣初以为纠弹失仪，事所常有，昨阅发下各封奏，始见延煦原折，其饰词倾轧，殊属荒谬。

窃思延煦有纠仪之职，左宗棠有失仪之愆，该尚书若照常就事论事，谁日不宜？乃借端訾毁，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情颠倒。此时皇太后垂帘听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无不在洞烛之中，自不能为所摇动，特恐将来亲政之始，诸未深悉，此风一开，流弊滋大。臣奕譞于同治年间，条陈宗人府值班新章，虽蒙俞允所请，仍因措词过当，奉旨申饬，今延煦之疏，较臣当日之冒昧不合，似犹过之。谨恭折陈奏。”

写完递给醇王，他认为措词得体，深为满意。随即交代誊正呈递。然后继续推敲那道宣战诏书的文字。

这道诏书，乃是“晓谕天下臣民”，面面连篇累牍，指责法国无理，一直叙到马尾之败，申明不能不宣战的苦衷，说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接下来便是激励各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奋勇立功。其中特别提到刘永福：“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入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故，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此外，照例声明“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谆谆叮嘱，务必保护，而以“当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这句话作结，暗示名为宣战，其实仍有谈和的余地。

宣战诏书中值得推敲之处还多，但调兵遣将，犹有许多大事要筹划，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这时候，陆续又已送来好些军报，大都由北洋转递，其中最要紧的两件，一件是张佩纶打给李鸿章的电报，说“炮台一路洗平，闽必不守，纶必不归”，表示与福州共存亡的决心，李鸿章加了一句话：

“徒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电报，他从洋人那里打听到一个相当可靠的信息，孤拔“拟率船往他处，闻志在北洋。”这两个电报合在一起来看，令人无从判断，法军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据地为质”来勒索兵费，还是大举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论如何，福州势急，北洋势缓，目前当然救急为先。醇王对于张佩纶的“纶必不归”那句话，颇感欣慰，认为有此必死的决心，则诱敌登岸，深入内地，可以相机聚歼，即令起初仍旧受挫，亦无大碍，只要援军接得上，终可反败为胜。

军务部署只有许庚身最熟悉，当时提出建议，一面起用鲍超，尽速召集旧部，添募新兵，由四川总督丁宝桢负责筹饷征船，送鲍超所部，自大江东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帮办广东军务的张树声星夜援闽。同时电饬两江总督曾国荃，不论在那一项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万银子，解交福建，作为援闽客军的军饷。

谈到这里，已经过午，醇王又匆匆赶到宫中，“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当天便有两道“明发”，一道是宣战诏旨，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将延煦“交部议处”，有了这道上谕，对左宗棠才有交代。这天夜里由许庚身衔命亲访，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则受不了孙敏汶他们多方排挤的闲气，再则亦不服老，三则一向以诸葛武侯自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尽瘁”之时，一口答应：“到福建去打法国鬼子。”

宣战诏书不但见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报》，已经全文发布，通国皆知，可是并没有激起什么同仇敌忾的义愤，只惹起清议的纷纷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