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瀛台落日 第九七章（第2/10页）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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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