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 墙（第2/4页）

1830年代的广州城与十三洋行

广州洋行。这些西洋人局限于广州西南一隅，自成天地，个中风貌毕现于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笔下。钱纳利在1825年定居于澳门，在1826年画了广州的美国馆。

钱纳利也喜欢速写在广州的洋人，1838年画了传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作福建渔民打扮。郭士立精于语言，经常穿着这身打扮在中国东南沿海传教，操着各地方言，散发宣传基督教的小册。郭士立在1835年与美国传教士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沿岸航行传教。1836年，史蒂文斯给了年轻的洪秀全一套基督教小册子。

钱纳利也训练了一些中国画师，其中一名在1830年代画了这幅十三洋行图。在钱纳利速写了美国馆之后，而昔日空旷的广场，如今也有些地方给围了起来，成了私人花园。图中所见的商行区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为清兵所占领，并于1842年焚毁。

洋人之间颇有来往，有时也奏乐助兴。来访船上有红衣乐手会在广场上演奏，让洋人听得兴起，但让一旁的中国人惊诧不已，听得挺不舒服6。1835年的广州还出现了从未见过的新玩意儿，在蒸汽船上开宴会，还有乐手相伴，沿河而下，航向岛屿密布、风光旖旎的大海7。出了港湾，循小径登伶仃山顶，在十五个挑夫的簇拥下，找一块平坦的大石，摆上鸡鸭鱼肉、美酒糕点，当然也是有乐队助兴。吃饱歇足之后，如果你希望的话，还可顺着山坡踏上厚实干爽的野草，一路滑到山脚8。

语言似乎是个问题，因为放眼广州城和洋行，没半个中国人能读写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只有几个洋人能勉强写些粗浅的汉文。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在1810至182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全盛期，有十来个英国年轻人来广州洋行学习汉语。他们译了一些中国小说戏曲，甚至还译了一些中国典章，这样便能更审慎评估官府规章是否公正。虽然官吏有时把那些教洋人汉语的中国人关起来，甚至还处决了一人，而教汉文的人往往得偷偷躲到学生的寓所。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奋力抗争，努力不懈，终于争得以汉语译文（而非英文）呈递商务文书，以及雇中国教习学中国典籍和广东方言的权利。虽然公司董事始终没争得雇佣中国刻工的权利，但他们还是自己用木版刻刊了一本英汉字典。而且他们还设法收了四千本书，里头有不少中文书，在宏伟的洋行里设了图书馆，请公司的资深医生代为管理图书馆。9

随着英国政府在1834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特权，这段辉煌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大部分的学生和精通汉文的人被派到其他国家。良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死于垄断权废除这年。那所图书馆也撤掉。到了1836年，只有三个在公司的花名册上被列为“学有所成”、可领享年金的年轻人留在广州，其主要工作是照看公司留下的房屋，督办撤离事宜10。在划定给洋人住的区域里，连一家书铺也找不到，因为律令明文规定，不准卖中文书给洋人，即使把地方史志给洋人看也属违法。想找书的话得多走几步路，到城西的一条小巷（这条小巷两头有门，夜里会上锁），里头有两家书铺敢于犯禁，把一些小说、演义和“志怪故事”卖给洋人；有时还代为设法从城里的大书铺买些其他书籍11。

但是多年经验衍生出一种被称为“广东洋泾浜”或“皮钦英语”的语言，几乎所有在洋行间讨生活的人都用它。这种语言把借自葡萄牙语、印度语、英语和各地方言的词汇糅为一体，而后根据汉语来拼读，在发音时把“r”转成“l”，把“b”转成“p”，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能互相联系。“Pidgin”一词源自英语的“business”（生意），发音误转为“pidginess”；而“Deos”（上帝）则成了“joss”，因此“宗教活动”就说成“joss pidgin”。“性”是“lof pidgin”，“窃贼”则是“la-le-loons”，源自“ladrao”，“船只”说成“junks”，“市场”是“bazaars”，“午餐”是“tiffin”，“信件”是“chit”，“管事的人”（mandar）说成“man-ta-le”或“mandarin”，“文书”说成“chop”，“紧急文书”说成“chop-chop”，“十万”是“lac”，“劳工”是“coolie”，“会议”是“chin-chin”，“熟人”说成“number one olo flen”12。在齿辅音之后会加两个“e”，这样“want”就成了“wantee”，“catch”就成了“catchee”。店铺伙计手头放有一本手册，由当地人编纂，当做生意指南。里头列着某个事物的中文名称，再以广东方言标注英文的发音。例如“秤”标作“士开了士”，“一月”就标作“叶那里了”，“西风”标作“威斯温”，“一、二、三”就标作“温、吐、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