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干 王（第2/7页）

理雅各的中文功底扎实，在神学上识见广博，新教传教会已委托他与翻译名家麦都思（Walter Medhurst）一起“推敲怎样把上帝（Deity）之名译成汉语”。这让他与洪仁玕关系更近。理雅各一生著述颇丰，他始终主张用“上帝”一词，这与太平天国的用法一样。太平天国最初便是由“拜上帝会”而来9。圣徒保罗在给希伯来人的信使书中说明了祭司国王麦基洗德（Melchizedek）［译注：麦基洗德是古耶路撒冷的祭司国王，他向亚伯拉罕提供圣餐而从亚伯拉罕处收取什一税。圣保罗试图以此为例，向希伯来人证明上帝的普遍性］的典故，理雅各布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学立场。在理雅各看来，这种早期基督教的传道方法似乎是一个完备的范例，后世的评注家可依此对《圣经》的内容“存精华，补不足”。按照这个逻辑，儒家并不完全反对基督教义，因为“上帝”一词可散见于古籍之中。因此，理雅各认为：“《圣经》经文所累积的启示证明了，上帝在世上其他地方有可能也留下见证，即使这些见证随即为其他堕落的影响所歪曲。”10

理雅各与郭士立等几位传教士都对《以赛亚书》第49章11节、12节中的预言，另有一番解释：

我将使我诸山为途，我之大路将为高。视哉，斯人将自远方来，视哉，斯人将自北方西方而来，斯人将自秦之地而来。

在这些传教士眼里，“秦”（Sinim）指的就是中国，意指上帝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预言中国人也是上帝国度的子民。理雅各在1850年代后半正是以此为传教布道的主题。11

香港自1841年建埠以来，就弥漫着悲观气氛，洋人和军队罹患热病而丧生亦时有所闻，但是洪仁玕所处的1850年代的香港已日渐繁荣，尤其是维多利亚湾一带。理雅各把这繁荣归于太平天国以及广州一带秘密结社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于是，1852年到1853年成了“香港繁荣的转捩点”。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逃往香港避乱；房屋需求紧俏，租金上扬；原本稀落的街道，如今摩肩接踵；华人开了新的商行，为本地商业注入活力；英国皇家工程协会修建了规划完善的道路、排水道和港口设施，英国人还种了灌木丛和竹子以改善空气质量；加上路灯和路灯夫、壮观的邮局以及从孟买来的园丁与邮递员、新建教堂和坚固的房屋，种种变化让这块殖民地有了新风貌，只是外地人抱怨这儿的房租和唯一一家好旅馆的价格过高。12

这块小殖民地呈现了西方和中国最好的一面，也呈现了最坏的一面，它混合了这两种文化。对于中国人和洋人来说，香港是一个大赌场。这里有非法的鸦片贸易，诈骗绑架，以及帮派之间的残酷搏杀。胆大的强盗利用新建的下水道作秘密通道，躲过地上的哨兵。香港的妓院数量曾比正当人家的房子还多。犯罪和暴力盛行意味着“经常使用绞架”，不管中国人、英国人，都是当众绞死。13不过，华商也开始在贸易、地产和航运崭露头角。中国人研习英国法律。年轻的中国姑娘在特别的学校里受训，英语造诣颇高。虽然有些女孩后来和洋人私通，但其他的女孩仍可仿效卡德威尔（Daniel Caldwell）之妻——卡德威尔曾是香港探长，负责缉捕海盗，令人闻之丧胆，后来被升为登记注册的主管官员，他公开迎娶了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女子为妻。满心困惑的理雅各如此说道：“有时，我会想象不列颠女神站在山顶，自豪地俯视着这座由她的儿子所建造的罪恶大城。”14

1857年1月，洪仁玕有机会目睹这块殖民地所发生的一件较复杂的案件，有人投毒意欲谋害洋人性命，案子很快查到面包坊一个叫阿朗的华人身上，理雅各吃过两次有毒的面包——清早及中餐时——但他大难不死，吃了毒面包之后大吐不止。舆情哗然，复仇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多人认为阿朗会被处以私刑，但结果并未如此。最后，阿朗在英国法庭上公开受审，最后无罪释放，毒药是面包坊里两个伙计放在面团里，他们可能是受了那些痛恨英国人强行入城居住的广州人所煽动。阿朗在审判期间（以及审判刚结束时）受到保护性监禁，他在监狱里维持秩序，负责礼拜日教会礼拜流程，预先准备祷告书，让“所有的参加者保持良好的秩序”。15

洪仁玕有了传教士给他川资，于1858年夏天离开香港前往南京。他之所以在这时出发，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在那年夏天过世，此后便无牵挂。不过因为此去凶吉未卜，所以他把妻儿和弟弟托理雅各家里照看，直到他能派人来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