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枪对着鼓：帝国主义遇上狂热聚会（第2/3页）

在其他地方，“高尚的欧洲人”遇到当地“崇拜恶魔的人”后发生什么事，我这里还有一些稀疏又简要的资料可以说明。有些学者认为，不管是宗教改革后欧洲境内的反嘉年华运动，或是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禁止原住民举行祭典与狂热仪式，两者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雷同。第一，这类行动都由官方主导，无论是世俗政权或教会高层，都会不定期禁止人民举办庆典活动，当然人民也会抵抗。第二，在某些情况下，官方会利用法律威吓人民，公告禁止打鼓、跳舞、戴面具等活动，违者将受到鞭打或截肢的惩罚。柯比提到：“多数的传教士认为，必要时在殖民政权的协助下，才能摧毁既有的体制。”[13]在欧洲，有心人士也需要当权者的协助才能推动宗教改革。

此外，当殖民政权还未站稳脚跟时，单打独斗的传教士就只能靠自己阻止“恶魔般的”当地习俗，就像英国的清教徒牧师得自己动手推倒五月花柱来破坏庆典。传教士记下自己许多大胆且轻率的举动，从欧洲以外的观点来看，那些行为其实非常荒谬。早期在非洲的天主教传教士说，只要一听到鼓声，他们就会“立刻冲到那个地方，阻止这个恶魔般的活动”。[14]在葡萄牙现今安哥拉的马桑加诺（Mas-sangano）堡垒，天主教的圣方济会托钵僧（Capuchin），差点被愤怒的群众拿石头击毙，因为他“竭力反对这些人进行他们邪恶的仪式”。[15]十九世纪中期，长老会的传教士发现牙买加黑人在跳姆哟舞，急忙阻止，但黑人回说，他们跳舞时“一点都不疯狂”，还告诉他，“你才有问题，闪远一点吧！”[16]

像在欧洲一样，有团体仪式的场合，就有不同的文化相互竞争，可马洛夫称之为“文化擂台”，在场的人就算没有真的动粗，也会出言侮辱与威胁彼此。被殖民者会嘲笑欧洲来的侵略者，欧洲人也常怀疑他们在酝酿武装抗争。原住民会被基督教的教义吸引，但排斥基督教的崇拜方式。十九世纪非洲科萨族（Xhosa）的祭司莱雷（Nxele）一开始很喜欢基督教，但后来认为，正确的崇拜方式“不是一整天唱着圣歌，脸对着地板或前面的人祷告，而应该是跳舞、享受生活、做爱，这样黑人才会越来越多，占据整个地球”。[17]欧洲人这边则是“全力挑战团体仪式”，[18]以消灭传统仪式的多寡来判断“文明化”的成果。南非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布罗德本特（S.Broadbent）1865年写道：“我很高兴，茨瓦纳族的习俗和典礼日渐衰退。当地人还会进行一些舞蹈仪式，但我会过去阻止，还要对着那些愿意听的人传教。”[19]据说，南非纳马族（Namaqua）改信基督教的人“已经放弃跳舞了”。[20]

有些欧洲人留意到，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消灭传统仪式，就像他们打压自己人的嘉年华与庆典活动。先前提到，他们倾向将“新世界的野人”等同于“旧世界的低下阶层”，也留意到欧洲的嘉年华与遥远地区的狂热仪式的相似处。循着这个对比，消灭嘉年华与部落仪式的动机就很清楚。欧洲人反对内地的团体娱乐，目的是要将工作伦理植入工人阶级，体力应该用来生产，不该“浪费”在庆典中。同样地，欧洲的殖民者感到不可思议：原住民外表懒散，却把精力都投注在迷信的宗教活动上。殖民者非常不满原住民轻松的生活步调，于是把清新怡人的花花草草都铲掉。英国诗人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从十九世纪英国的标准看来，绝对是个自由派，但他竟然建议砍掉马来群岛的面包树，这样才能逼岛上居民学着努力工作。[21]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则是被西印度的南瓜激怒：“在那里，靠着阳光土壤，每个黑人一天工作半小时就有这么多南瓜可以吃，就能养活自己。所以他们不努力工作，整天杵着发呆。”[22]没了这些削弱心志的植物，教会才能解救当地人。之前提到的那位英国传教士也说：“在非洲，雇主遇到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当地劳工个性不稳定，行为又不检点。基督的教诲和工业训练有助移除恶习。”[23]

不过，相较于对付自己人，欧洲人打击殖民地的文化还是严重得多。在欧洲大陆，精英分子反省到，自己打压的人，包括农夫、劳工和工匠，都是基督徒。随着社会演进，共同体的感觉慢慢出现。但“野人”就不一样，他们的肤色、脸部特征都跟欧洲人不同，加上奇怪的信仰和习俗，根本就是“他者”。有时欧洲人甚至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人。在大洋洲开垦的英国人就觉得，次大陆的原住民“跟猴子是同一类的物种”，就算勉强看成是人类，也一定是“最接近猴子或大猩猩的人种”。[24]十九世纪初瑞士比较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认为：“黑人……显然比较接近猴子。这个族群的各个分支一定都会有野蛮人的性格。”[25]这种态度合理化种族灭绝的行为，仿佛是无关紧要的举手之劳。西班牙的征服者写道：“那一百个拿着武器的印第安人，在我看来就像手掌中的苍蝇一样。”[26]还有个流亡海外的英国拓荒者吹嘘说：“对塔斯马尼亚人开枪就像射杀一群麻雀一样。”[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