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10/19页）

在20世纪30年代，沙俄——历史上苏联的前身——的地缘政治遗产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源头。作为历史文献的如饥似渴的读者，斯大林逐渐相信，他继承了沙皇们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地缘政治难题。在一战前夕和一战期间，他尤其喜欢阅读有关俄国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文献。他还密切关注叶夫根尼·塔尔列（Evgeny Tarle）、阿尔卡季·叶鲁萨利姆斯基（Arkady Yerusalimsky）等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们所写的都是关于欧洲实用政治、大国同盟以及开疆拓土方面的内容。当党刊想要重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时——沙俄的对外政策在文中被说成是扩张主义的和危险的——斯大林是与沙俄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的观点站在一边的。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纪念活动中，斯大林说，俄国的沙皇们“也做了件好事——他们建立了一个绵延至堪察加半岛（Kamchatka）的庞大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苏联是大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该主题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与国内宣传的支柱之一。斯大林甚至挤出时间来批评和修改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草案，使之符合自己已经改变的信念。赫鲁晓夫回忆说，1945年，“斯大林相信自己处在跟打败拿破仑之后的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位置，相信他可以为整个欧洲制定规则”。

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最初掌握政权起，他们就必须协调好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是苏联的“革命与帝国范式”的起源。斯大林对该范式提出了新的、也许更可靠而有效的理解。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曾经把苏联看作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斯大林则开始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帝国”。其世界观的焦点是苏联的安全与扩充势力。同时，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这些核心目标最终需要改变与苏联接壤的那些国家的政权及其社会经济秩序。

斯大林确信当时国际事务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竞争与危机的逐步发展，相信整个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还有两点也是源自这个总的信念。第一，在斯大林看来，西方列强很可能在短期内策划针对苏联的阴谋。第二，凭借自己的治国术、谨慎与耐心，斯大林认为苏联有把握战胜资本主义列强的任何联合。在纳粹入侵的最艰难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设法保持着对伟大同盟范围内的外交事务的掌控。当苏联从落后与低人一等的状态迅速变得强大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时候，对于苏联的野心与界限，斯大林就不想再把它们限于安全方面的需要了。他让它们处于开口（open-ended）状态，就跟俄国在沙皇时代的扩张一样。斯大林的革命与帝国范式和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之间发生碰撞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44年10月的苏英“百分比协定”。那位英国领导人想谋求东欧的力量均势，于是就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主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种外交安排。斯大林同意了丘吉尔的“百分比协定”，但他后来的政策表明，他想把英国彻底赶出东欧，并依靠红军的力量在那里建立友好的共产党政权。

在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的会谈中，斯大林喜欢披上他“现实主义者”的斗篷，给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小伙伴上课。1945年1月，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教训一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列宁活着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会像这样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列宁一直想着所有人都可能宣布反对我们，要是哪个遥远的国家——例如美国——保持中立，那就好了。可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宣布反对我们，另一个集团却跟我们站在一起。”几天后，在南斯拉夫人和前第三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面前，斯大林又重复了同样的看法。不过这一次他还预言说：“现在我们是在跟一派结盟反对另一派，将来我们也会跟这个资本主义派别做斗争。”

在对待自己的卫星国时，斯大林摆出一副稳健的“现实主义者”的样子，相信苏联军队可以帮助共产党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地方夺取政权。当瓦西里·科拉罗夫（Vasil Kolarov）一个为建立亲苏的保加利亚而与季米特洛夫并肩工作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建议把希腊的部分沿海地区并入保加利亚时，苏联人拒绝了。“这不可能，”莫洛托夫后来说，“我得到了[斯大林的]指示，被告知不要这么做，时机不合适。所以，尽管科拉罗夫催得很紧，我们还是只能保持沉默。”斯大林在一次谈到希腊共产党时说：“他们以为红军会打到爱琴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军队派到希腊。希腊人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就希腊而言，斯大林恪守与丘吉尔达成的“百分比协定”，承认它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认为，在还没有把苏联战时的好处收入囊中之前就在巴尔干地区跟英国人翻脸，是个“愚蠢的错误”。还有些要优先考虑的目标，而这些目标需要英国人的合作，或者至少是中立。他不想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与同盟国“资本主义集团”中的某个大国发生冲突。这样的策略很管用：丘吉尔投桃报李，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对于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违反雅尔塔原则的行为，一直隐忍不发，没有进行公开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