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11/21页）

国内“冷战”的开始

斯大林担心，由于广岛原子弹的影响，再加上战后普遍的松弛与疲惫，苏联精英们可能想跟美国和解，甚至会承认美国的优势。莫洛托夫在伦敦会议期间表现出的“软弱”，引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和猜疑。1945年10月初，他在回到莫斯科之后，不得不向自己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下属当面认错。他把那次会议说成是战场，“美英两国的某些人”在会上对苏联对外政策收获的好处发动了第一次外交进攻。

这只是莫洛托夫麻烦的开始。10月初，斯大林前往黑海度假，那是他多年来的头一回。战争使克里姆林宫的领袖苍老了许多，外国的记者们也开始猜测斯大林的病情并说他有可能退下来。他们甚至指名道姓地说，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会成为他的接班人。这些报道让斯大林开始怀疑，他的那些最亲密的副手（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许不再需要他的领导了，而且在背地里也不反对迎合美英的要求。当斯大林得悉莫洛托夫在一次为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说即将放松对世界著名媒体的国家审查时，他十分愤怒。在一份密码电报中，他严厉批评莫洛托夫的“自由主义和信口开河”。他责备自己的副手，说他企图执行一种“对英美让步”的政策，为的是“让外国人觉得他有他自己的、跟政府和斯大林的截然不同的政策，觉得[西方]可以跟他莫洛托夫合作”。他大笔一挥，把莫洛托夫逐出了领导层的小圈子，而且还向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提议，解除莫洛托夫作为斯大林第一副手和外交部部长的职务。其他副手想为莫洛托夫求情，这让斯大林更加恼怒。过了一段时间，再加上莫洛托夫也多次请求宽恕，斯大林同意再给他的老朋友维亚切斯拉夫一个机会，让他继续跟拜恩斯谈判。

在打击莫洛托夫的同时，斯大林的鞭子也在自己所有副手的身上噼啪作响。他给他们写道：“现在许多身居要职的人一听到丘吉尔、杜鲁门、拜恩斯之流的表扬，就像个小孩一样欣喜若狂。反之，要是从这些主子那里听到了什么不好的话，就失魂落魄。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在我们的队伍中造成了对外国人的奴性。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与在外国人面前的这种奴性做斗争。”这封电报体现出几个月后突然发生的恐外的孤立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的主旨。这场运动将迫使斯大林的所有下属，在这条新的战线上再次确认自己的忠心与热忱，摒弃据说在苏联国家机器和社会中存在的“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倾向。

如果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去世，那他的同事们也许会选择一条对美国比较通融的道路。他们缺少他那种独一无二的应对险恶局面的能力；他们也像苏联所有高级干部一样，更愿意战后的生活不要那么费力。就如他们在1953年之后的行动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对这个国家的疲惫与不幸视若无睹。尽管如此，斯大林的下属们仍然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他们既恐外又坚持孤立主义，在和平重建的愿望与“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诱惑之间无所适从。他们想与西方列强合作，但要依照苏联的条件，要保持苏联经济的闭关自守和行动自由。

1945年秋，苏联领导层与官员就苏联是否应该加入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战后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辩论。基于实用与经济的理由，一些从事国家预算、财政、工业、贸易方面工作的高级官员主张苏联应该加入。财政人民委员阿尔谢尼·兹韦列夫（Arseny Zverev）坚持认为，苏联在这些机构中的存在，哪怕是以观察员身份，对将来与西方的贸易及贷款谈判也会有帮助。这一立场得到了米高扬和洛佐夫斯基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的贷款和技术对于苏联的经济恢复必不可少。其他官员，包括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则认为，外债会削弱苏联经济的独立性。在1945年10月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伊万·麦斯基警告说，美国人利用他们给英国人的贷款，为美国的经济与金融渗透打开了他们的帝国。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他写道，美国人坚持要求借款的支付要受他们的控制，而且英国要取消其维护贸易垄断的国家机制。

据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说，截至1946年2月，孤立主义态度在苏联官员内部已经占据上风。有些官员提出的理由是，“斯大林不希望让苏联的经济更加透明，也不愿意把苏联的部分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斯大林决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3月，财政部的官方通信已经突出下述新的立场：西方国家有可能把苏联加入该国际体系理解为苏联软弱的表现，是“在美国压力下”准备做出单方面让步。20世纪70年代，当莫洛托夫被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美国人“当时企图拉我们入伙，但只是充当配角。那样，我们就会寄人篱下，而且从他们那里依然会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