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14/21页）

作为官方反犹政策的遮羞布，反“世界主义”运动是加强对苏联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随着冷战的开始，斯大林对犹太人的猜疑也在增加。在他的想象中，苏联的犹太精英、美国的犹太人组织以及他身边的犹太人正在策划阴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和安德烈·安德烈耶夫（Andrei Andreev）在内的许多政治局成员娶的都是犹太女子，而这一点现在开始引起斯大林的怀疑。1946年，日丹诺夫逐级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要加快速度，把“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干部，主要是犹太裔干部，清理出苏联的官僚系统以及包括宣传、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在内的关键岗位。第一波打击——这反映了优先考虑的新重点——针对的是苏联情报局。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克里姆林宫战时宣传的喉舌。对于自己部门中不能准确理解“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敌人是谁的那些官员，日丹诺夫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拆掉那里的犹太会堂”。苏联犹太人已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了二十多年，各行各业和文化精英中都有许多犹太人。现在是清洗他们的时候了。

1948年春，一些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莫斯科呼吁，要求派“五万”苏联犹太人作为“志愿者”到巴勒斯坦帮助他们对付阿拉伯人。他们承诺以支持苏联的利益作为回报。苏联的官员和中东问题专家对此非常怀疑；主流的看法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阶级本质肯定会使犹太复国主义者站在美国而不是苏联一边。出乎意料的是，虽然斯大林的反犹倾向在不断增加，他还是力排众议，命令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1948年5月，甚至在巴勒斯坦的战事还没结束的时候，苏联就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合法地位，而当时就连美国也还没有那样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声称，“除斯大林和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反对这一决定。他解释说，如果不承认以色列，那会让苏联的敌人把这说成是反对犹太人的民族自决。但是，这样做更可能是由于斯大林认为，要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外，他一定还希望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加剧英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希望获得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然而，就像大部分专家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很快就倒向了美国。另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包括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表现出的惊人的支持力度，让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大吃一惊。就连伏罗希洛夫的妻子叶卡捷琳娜（Ekaterina）（戈尔达·戈布曼，Golda Gorbman）也在以色列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对伏罗希洛夫的亲戚们说：“现在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国家。”在斯大林的眼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JAFC）已经变成了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以色列相勾结的犹太民族主义温床。斯大林知道，许多苏联犹太人都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著名演员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视为他们非正式的民族领袖。在战争结束时，他们向莫洛托夫、他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Polina Zhemchuzhina）、伏罗希洛夫以及卡冈诺维奇呼吁：帮助他们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甚至在承认以色列之前，那位独裁者就开始采取措施，消除他想象中的苏联国内潜在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1948年1月，国家安全部（MGB，前身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用一起交通事故杀害了米霍埃尔斯。到1948年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其他领袖也都遭到逮捕和审讯。除了其他许多罪名之外，他们还被指控策划所谓的阴谋，要把克里米亚变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美国在苏联内部的滩头阵地。1949年1月，苏联情报局前局长兼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政治督导、莫洛托夫的副手洛佐夫斯基被捕。莫洛托夫的妻子也遭到逮捕。莫洛托夫回忆说，当斯大林在政治局宣读搜集到的有关波利娜·热姆丘任娜的材料时，“他的双腿开始颤抖”。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苏联“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妻子以及斯大林的贴身秘书亚历山大·波斯科列贝舍夫（Alexander Poskrebyshev）的妻子头上。事实证明，这只是反“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这场大运动的序幕。运动的高潮是斯大林去世前不久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当时逮捕了许多医生并宣称，这些人在按照美国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的指令，据说准备暗杀苏联的军政领导人。苏联犹太人，包括苏联官僚系统和文化精英中的许多人，预计即将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中，克里米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表明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南翼以及向土耳其和伊朗的施压未果仍然耿耿于怀。1947～1948年，土耳其变成了美国资金与军事援助的受援国，变成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伊朗也在向同一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承诺未能兑现，反而弄巧成拙。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都是斯大林任命的，却像共用一个厨房的家庭妇女一样开始争吵。在收回被土耳其侵占的“祖上的土地”未果之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领导人开始策划反对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党的书记格里戈里·阿鲁季诺夫（Grigory Arutynov）抱怨说，他没地方安置也没粮食养活遣返回国的人（尽管回到苏联亚美尼亚的只有9万亚美尼亚人，而不是预计中的40万）。他建议把生活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阿塞拜疆农民重新安置在阿塞拜疆。他还建议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y Karabagh）——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一个在历史上有争议的多山的地区，从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转让给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巴吉罗夫对此作了反驳和反诉。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向莫斯科暗示，该地区“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