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10/18页）

去斯大林化的政治斗争和新对外政策之间暂时看来是互补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的蹿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1956年6月取代莫洛托夫成为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从《真理报》编辑的位置一下子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帮助赫鲁晓夫修改他的秘密报告。谢皮洛夫拥有赫鲁晓夫所没有的特点：受过教育、博学、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熟知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一书记指望他本着对话、妥协、缓和紧张关系的精神，向国外展示苏联外交的新面貌。

到此时为止，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斗争已经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日常运转变得复杂起来。即使在1955年7月的全会之后，外交部的官员依然是夹在莫洛托夫的大锤与赫鲁晓夫的铁砧之间。他们的想法与建议成了外交部部长与第一书记之间斗法的武器。结果，这些建议到头来成了牺牲品，被窜改得面目全非并搁置下来。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政治斗争以及私人恩怨掺和在一起，这种灾难性的现象在莫洛托夫离任后似乎是不见了。据谢皮洛夫自己回忆说，赫鲁晓夫很尊重他，并给予他完全的信任。

谢皮洛夫来到外交部，这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更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也使得改革外交部僵化的组织结构有了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把负责外交的官僚机构与制定对外政策的实际事务分隔开来。外交官和外交部官员都生活在对“腐蚀”的恐惧之中，因为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而容易受到怀疑。1955年在纽约参观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苏联记者和作家报告说，苏联外交官让他们想起了“寄居蟹”：他们避免与他们要报道的国家的代表有任何接触。谢皮洛夫擅长的领导风格更注重互动，也更民主。他鼓励改变现状。

但这种改变是短命的。赫鲁晓夫不想要一个强有力的、有独立思想的外交部部长。这一点在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决定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中东危机期间表现得很明显。1956年8月初，主席团派谢皮洛夫到伦敦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起初，赫鲁晓夫在主席团讲话中主张谨慎，对运河的所有国英国和法国要“婉转、客观、深入分析”，而不是挑衅和强硬。在朱可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的支持下，赫鲁晓夫建议，要让西方列强对苏联的意图放心：苏联并不打算“吞并埃及并夺取苏伊士运河”。他建议苏联要指出，其兴趣“只在于船只[在运河中的]航行畅通无阻”。

谢皮洛夫在大会上执行了这些稳健的指示，为推动美苏共同调停此次危机、避免苏联与英法之间过多的摩擦做了大量工作。不过，当西方列强后来拒绝苏方的倡议时，这一点就变得比较困难了。赫鲁晓夫自然就从稳健转向强硬。第一书记想必是准备趁此机会狠狠教训一下伦敦和巴黎，并证明自己与纳赛尔的团结一致。谢皮洛夫没有按照主席团的指示去谴责西方列强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和拦路抢劫”。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被保护人显示出的独立性十分恼怒。在1956年8月2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认为谢皮洛夫的自作主张是“危险的”。当埃及与英、法、以色列在10月底爆发战争时，赫鲁晓夫好斗的天性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诱惑就战胜了他的稳健。他将首次采用核边缘政策，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示苏联在中东的政治存在。

从1956年夏末开始，波兰就成为苏联集团内部动荡的温床。苏联领导集体虽然刚刚与铁托的南斯拉夫重归于好，但仍然把“波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口号视为华约组织终结的开始。在主席团的内部讨论中，成员们使用的是与《真理报》同样的措辞：“[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用民族道路这种说法“离间我们”，以便“各个击破”。为了支持忠诚的波兰共产党人，主席团同意从波兰安全机构撤走苏联的克格勃顾问并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但1953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遭遇还历历在目。

1956年10月19日，克里姆林宫的担忧变成了恐慌。当时，它得悉波共在没有与莫斯科协商的情况下就准备召开全会，要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取代爱德华·奥哈布（Edward Ochab）做他们的领导人，而前者由于“民族主义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已经被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开除，并从1951年一直关押到1954年。同时，波兰领导层还要求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也离开，其中包括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元帅。他是波兰裔苏联公民，曾经由斯大林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部长。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统治者立即飞往华沙，企图用强硬的言辞和赤裸裸的暴力——出动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迫使哥穆尔卡及其波兰同事屈服。10月20日，克里姆林宫代表团愤怒地回到国内。当天，主席团得出结论：“剩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弗拉基米尔·马林的笔记在此处变得特别地隐晦，但这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决定采取初步措施，出动苏联军队并更换波兰领导层。不过，在罗科索夫斯基被取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资格之后，苏联领导集体也就妥协了。赫鲁晓夫突然建议“宽容”，并承认“鉴于目前的情况，应该放弃武力干涉”。主席团一致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