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13/18页）

反对派指责赫鲁晓夫破坏集体领导，在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其他问题上一手遮天。莫洛托夫公开反对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原则，即苏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协议，可以成为缓和国际局势的坚实基础。莫洛托夫的看法是，只要有帝国主义，迟早会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他还声称，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忽视了“除苏联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除了国际关系原则的分歧之外，莫洛托夫还很看不惯赫鲁晓夫的土气、粗鲁、不拘小节的作风以及他的个性化的外交方式。

米高扬对反对派进行了最有力的回击。他回顾了最近在波兰、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的一系列危机，认为苏联领导层的团结和赫鲁晓夫的大胆行动，是成功处置这些危机的原因之一。米高扬还指责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对于与中欧共产党国家以及中立国奥地利和芬兰的经贸关系，抱有一种狭隘的、完全从预算考虑的态度。他说，相反，赫鲁晓夫认为对这些国家的补贴是完全必要的，是苏联的安全利益所要求的。“我们认为，为了巩固奥地利的中立地位，我们必须为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力打下经济上的基础，这样，西德才不会完全控制奥地利[的经济和贸易]。”至于苏联集团，“如果我们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了[采购]订单，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会解体”。

相比于赫鲁晓夫的制造危机和补贴，参加全会的代表有许多人更同情莫洛托夫的保守观点。党和国家的精英并不赞成缓和，他们中许多人都比主席团中“开明”的多数派更为强硬、好斗和僵化。在批判莫洛托夫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对外政策错误的同时，多数人在全会对国际事务和军事安全的讨论中，都使用了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不过，决定其立场的并不是对外政策。相反，有些代表担心，如果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赢了，“还会流血”。另外，老寡头集团的下台意味着赫鲁晓夫任命的人可以得到提升。有一位发言者指责说，莫洛托夫“还以为我们穿着短裤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属于取代遭到清洗的政治寡头的那个集团。正如后来所表明的，1957年后的新主席团充满了庸碌之辈，他们在能力、天赋、知识和眼界方面都赶不上老一代寡头。但是从赫鲁晓夫角度来看，他们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完全依赖他。

10月，赫鲁晓夫到达了权力的顶峰。他解除了自己最大的盟友、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职务——朱可夫有时也扮演批评者和独立派的角色。像以往一样，他在1957年10月28～29日召开了一次特别全会来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全会的文字记录没怎么透露此次事件的细节，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对朱可夫连同总参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Sergei Shtemenko）阴谋反对他的怀疑并不是一点根据没有（至少是在当前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气氛下），但更可能是由于赫鲁晓夫从克格勃那里听说了他想要听到的有关朱可夫的事情。就在此前不久，朱可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一起向主席团建议，莫斯科应接受美国人提出的“开放天空”的主张。他认为如果苏联开出附加条件，那美国就会打退堂鼓。赫鲁晓夫不相信，于是便在10月的全会上借此事批评朱可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建议表现软弱，而且还煽动战争——他声称朱可夫想利用空中侦察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内讧扼杀了本来充满希望的外交机遇，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撇开那些莫须有的指控，此次全会还是可以使人们对苏联最高军政领导的思想和讨论获得一些深入的、有价值的认识。赫鲁晓夫试图向代表们尤其是军方证明，是他而不是朱可夫更清楚如何把外交上的和平攻势与加强军事实力结合起来。不管对于整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疑问，苏联军方还是一致支持党的领袖而谴责朱可夫。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这是把对重大对外政策的讨论变成高层权力斗争工具的最后一次全会。集体领导以及克里姆林宫周期性的内讧此时都成了历史。逐渐被一群唯唯诺诺的人所包围的赫鲁晓夫，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的决策者。在搞掉“反党集团”和朱可夫之后，主席团的政策讨论很快就变成了毫无生气的例行公事。作为一个靠自学成才的人，赫鲁晓夫有着不一般的精明与直觉，没有感觉到有多需要外界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在克格勃、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中仍然存在的不管什么样的分析机构，在赫鲁晓夫时代都逐渐败落了。

从赫鲁晓夫选的接替谢皮洛夫的人选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图。阴郁而缺乏魅力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而且也的确没有。赫鲁晓夫决定亲自上阵，就跟他扮演自己的情报主管、农业部部长和其他许多角色一样，也自己做自己的外交部部长。年轻而又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958年4月成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助理。他回忆说自己当时立刻觉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那位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获胜的苏联领导人，觉得他已经准备好要在对外政策上有所突破。他急于向政治精英和军方证明，在扩大苏联的力量与影响方面，他可以超越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