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2/19页）

“解冻”

斯大林政权影响了苏联知识生活和大众文化几十年。在恐怖时期，甚至是在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终结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及大众文化的许多成分还依然存在，并继续影响着当今的俄罗斯人民。从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就试图在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和群众当中逐步灌输这样一些观念：为成为一个强国而服务；警惕内部的敌人；做好与外部敌人开战的准备。斯大林准备与美国摊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苏联宣传及文化政策的方向和重点。官方的宣传本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精神，宣扬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和苏联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思想。

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斯大林扮演了苏联文化最高编辑的角色，他使用着用以界定集体身份、价值观和信念的官方话语。除了纳粹德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其他哪个政权的政治领导人对文化宣传如此关注，而且投入如此之大。许多文化设施，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剧院以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一流的博物馆，都得益于国家的慷慨支持。斯大林培养了一批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精英，特别是作家——他把他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1934年之后，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实际上也是国家宣传机器的一分子，都变成了特权阶层。有地位的作家可以成百万册地出版自己的书籍，而享有特权的艺术家和雕塑家则靠国家的订单发财。俄罗斯文化史家玛丽亚·塞辛娜（Maria Zezina）说，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真心拥护苏联政权，没有人想要反对它”。

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人士沦为清洗的对象，并在古拉格关了数十年。文学艺术的衰落尤其突出，因为自鸣得意的因循守旧、矫揉造作和平庸低俗取代了在20世纪20年代推崇的才华、多样性和先锋派实验。文化先锋派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和“反民族的”而遭到禁止。所有人都必须遵循官方在1946年推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该理论对于按照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药方制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一个与苏联现实格格不入的、充斥着“弥天大谎”的世界，可谓功不可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还嵌入到文化生产的所有机制，包括“创作协会”和集体自我审查的层级制。文化领域的权势人物暗中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为了争夺资源和特权而钩心斗角。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便是苏联“文化产出”的迅速下滑——不仅在数量上，最终也是在质量上。

斯大林对科学领域的干预造成了可以说更加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在核武器、导弹和军备的各项计划中，他提拔、重用年轻干部，并给予他们相当多额外的待遇和特权。被任命为原子弹工程科学主管的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在与这位领导人交谈后写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科学。”1945年后，苏联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都成了特权等级，他们的薪资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直接且常常是过分的干预，还让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伪科学在生物学领域大行其道。结果使得遗传学和控制论成了研究的禁区。

反犹主义也变成了国策的一部分，而这对于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出笼之后，反犹运动在1953年1月达到了高潮。苏联的宣传声称，苏联一些有名的医生（“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相勾结，准备谋杀苏联的政军领导人。斯大林随时有可能下令把苏联犹太人驱逐到远东。反犹主义对苏联精英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和破坏作用。特别是，它在受过教育的群体即医生、教授、教育工作者、作家、记者、专业人员和从事一般性创造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反斯大林主义的以及最终反苏维埃体制的情绪，因为在这些人当中，犹太血统的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苏联社会的各个受过教育的群体都像1941～1945年战争以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那样，越来越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和过上更好的生活。当时有些敏锐的观察家认识到，在文化、思想和科学领域，就跟其他各个领域一样，斯大林主义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斯大林死后，国家对教育、文化和科学的控制框架以及基本机制实质上都原封未动。不过，反犹主义的政治迫害、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和为集体迫害所做的准备，在斯大林死后就停止了。军国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聒噪减少了；苏联的各位新领导人号召修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1953年发生的种种惊人的转变，包括为古拉格的首批政治犯平反和大幅削减秘密警察及告密者网络的权力，一步一步地为文化“解冻”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