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第6/7页）

《艺文类聚》卷五二收有汉末魏初王粲所作之《儒吏论》片断，对儒生文吏之对立与融合，亦有出色议论：

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搢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

“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正是两汉四百年儒生与文吏长期对立的归宿。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既熟知儒家经典，又通晓文法律令的角色，构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基本成分。东汉选官“以能取人”的方针和“试职”、“累功”的方法，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迁。由之，儒生与文吏的冲突，在二者的接近与融合中渐趋消解。而如我们在后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反过来又将反作用于选官制度的变迁。

【附记】本章叙述了“以能举人”方针和“试职”、“累功”方法，在东汉前期造成了文吏势力对儒生的排挤和对德行标准的冲击。但曾有学者根据统计提出，东汉孝廉以德行得举者居于多数。对此，我以为应作如下认识。首先，东汉二百年历史是一个漫长过程，各个阶段情况肯定各有差异。东汉前期，明明有“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的记载。其次，“办职俗吏”并不为学人所重，而“盛德之士”则有更多机会进入史传，从而增加了统计比例。而且，许多“盛德之士”往往也是因为同时又具备吏干，才得到察举的。我们应该综合多方面材料，才能对察举一途中各类人物的比例消长作出较近情实的估计。

又，或有学者提出史传中颇多未曾“试职”为吏之秀孝，特别是记作“初举孝廉”者，当即属于未经“试职”者。按，“授试以职”之制原本又有“德行尤异不须经职”的规定，故有未经“试职”之秀孝出现并不奇怪。同时，这里还有史传省文的因素。《后汉书·朱穆传》记其“初举孝廉”，无经历郡县吏职之事；然而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年二十为郡督邮……遂历职股肱，举孝廉。”此即史传省文之例，且可证“初举孝廉”者未经“试职”之说不确。

当然，制度规定是一回事，而汉代拥有颇大选举权力的郡守对之是否严格执行，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东汉后期名士集团兴起，士林舆论渐能操纵选官，“以能取人”方针遂难以有效贯彻，对之容后文专论。

【注释】

(1)按，上述“世祖诏”与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同出于应劭《汉官仪》，内容又几乎相同，或疑此二诏实为一事，而章帝诏日期具体可征，“世祖诏”实即章帝诏，而误冠以“世祖诏”。按《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此诏，作“应劭《汉官仪》云，汉世祖中兴甲寅诏书”，亦有“中兴甲寅”之明确时代可征，可证世祖光武帝确有其诏，而章帝诏应为其重申。

(2)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之《秦汉史》分册“察举”条称：“章帝时曾有明令，凡为茂才、孝廉者，到京师后由公府以吏职之事相试，合格者方能充选。”

(3)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上册，217页注⑤及234页注⑤，北京，中华书局，1981。

(4)有人把此事当成征召之例，但征召一般是皇帝下诏特征某人，而这里的“征”意为征求，实际就是察举。例如《汉书·东方朔传》：“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贤良文学”当然是察举科目，而这里“征”“举”并用，可见如博征某类人物，即可视同察举。

(5)颜师古注此“四行”：“依汉光禄之四科。”按颜注误。汉元帝定制，光禄勋以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考第郎官，称为“光禄四行”或“光禄四科”。但参以王莽始建国三年察举例，天凤三年所举之“四行”，应该同为“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且有“复令”之“复”字可证两次察举性质相同。《后汉书·景丹传》：“王莽时举四科，丹以言语为固德侯相”，李贤注引《东观记》：“王莽时举有德行、能言语、通政事、明文学之士”，是为一例。

(6)末句“孝行”原作“才行”。这里讨论的是孝行与功次阀阅的关系。韦彪认为“贤以孝行为首”，在“人才行少能相兼”情况下，他主张后“才”先“行”。知末句“士宜以才行为先”当作“士宜以孝行为先”，与“贤以孝行为首”之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