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9/20页）

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1917年9月，在决定性的日子来临之时，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更担任着关键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即使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人们也能看到，当“面包会有的”瓦西里掩护列宁四处化装躲藏之时，斯莫尔尼宫的起义组织领导没有停顿。若要还原历史真实，电影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指挥武装起义的人应该由斯大林换成托洛茨基。

某些时刻，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西方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

联共（布）党史的一个悲剧在于，从敌方那里，才能重获从己方失去的公正。

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仅出任民族人民委员。而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的，是托洛茨基。其肖像与列宁并排悬挂。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这是那种极其难以被抹杀的历史地位。

托洛茨基又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人，而且语言又极其尖刻。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6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

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他方才明白，那些“坏蛋”实际并非想象的“革命的雅各宾党人”。

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

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国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后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的危险，“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

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27年7月9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即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

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