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火在运行：乱世图景（第5/5页）

可以看出，越是现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的膨胀速度就越快。民族工商业的长足进步，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拥有自己“话语权”的欲望。1920年，在一个晚餐会的基础上，北京的现代银行家联合会成立了。至年底，全国银行总会创立。1921年，创刊了《银行月刊》和上海总商会月报。在1921年总商会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上，汤富福为参政问题发出呼吁：“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救世主……”

“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与灾祸频仍、兵荒马乱的黑暗现实发生矛盾。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英明的中央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才能保证这个五灾俱全的国家迅速进入“现代”，才能统一市场，统一贸易税收制度，统一民族的经济实力，使得民族富强，国家昌盛。这个国家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没有钱，而是钱的分配、流通和使用极不“合理”。六七年以后，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建立了一个极权政府，他的主要盟友并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资产阶级“右翼”，而恰恰是那些最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的人士。后来，又是这些人士离开了蒋介石，投向了共产党，因为他们发现蒋介石的政府还远不够“英明而强有力”，远远不能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快车道。所以，1921年，作为一个赢家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其实也在企盼和呼唤着另一个赢家的出现。只是它还不懂，那另一个赢家，正是它的“掘墓人”。

作为“掘墓人”的中国无产阶级，在1921年的滚滚工潮中大显身手，正如前表所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并非仅是无产阶级自身。据统计，在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间归依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仅有12人出身于无产阶级：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柳宁、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巨人在中国大地上的崛起，已经成为指日可待的必然。

中国的无产阶级，包括民族资本企业工人、外资企业工人以及手工业者和店员，到1921年已经约有近两千万人，成为中国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阶级力量。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敏锐地发现了这支钢铁大军，于是从他们中涌现出一批这支钢铁大军的代言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之前还基本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到“五四”之后，则演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越来越趋向“第四阶级”的运动。经过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野火春风般在中国蔓延开来。1920年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吴廷康到北京会晤了李大钊，又到上海会晤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这些小组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中国共产党。这第一声雄鸡的鸣唱给这个国度带来的震动似乎还比不上一次地震。然而，这个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的一个核心诞生了，它将一步步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由选定的轨道上。

如果说1921年的中国还有第三个赢家的话，那就是本书所要描述的对象：文学。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1921年的中国，其混乱、其荒芜、其痛苦、其不幸，丝毫不亚于建安时代或安史之乱时期。对应着现实图景，文学家们的心也在地震、在燃烧、在冲突、在流血。这一年，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各个领域，都有杰作问世，而且还成立了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文学社团。新旧文学同时火爆而又彼此争斗不休，新文学内部也众声喧哗，尚未能确定一个“主旋律”。先觉的人们已经察知脚下的地火在奔突运行，但这地火将如何喷发，将烧毁什么，将催生什么，却不是几年之内能见分晓的。

数年后，一个寒冷的清秋，一位预感到自己会成为这个民族舵手的青年，独立在一片沙洲上，仰观天，俯视地，发出一声情感极其复杂的浩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声浩叹，正可用来一叹，1921年的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