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起来：计划文学的萌芽（第3/7页）

10个军人可以消灭100个武装平民，因为军人是有组织的；一个生命可以抵御亿万病毒的侵袭，可以愈合肌体创伤，可以大量占有和毁灭非生命物质，因为生命是有组织的；一个政党可以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療原烈焰，因为政党是有组织的。“组织”的威力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飞速进步愈来愈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石墨和金刚石是由相同的元素所构成，区别只在于“组织”方式不同。20世纪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系统论、结构论思想的发展，“整体”的观念、“组织”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一个劣势系统如果要赶超优势系统，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最佳的选择便是调整自身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状态，因此当一个落后民族发现自己的组织状态很糟糕甚至根本谈不上有组织时，它自然会从心底迸发出一声呐喊：“组织起来！”从清王朝的覆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38年间，正是中华民族重新建构自己的组织状态的大调整、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总体的趋势都是走向组织、走向计划。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则标志着民族文化中最自由的一部分也开始列队看齐——计划文学萌芽了。

计划意味着效益。文学研究会其实还谈不上具有详细的计划，只是有一份大体的粗线条的纲领而已，但他们凭此就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战果。

在创作上，文研会标举“为人生”的大旗，普遍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文学的真实性，注重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成就，写出了包括“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

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悟》提倡：“世界是爱的，宇宙是大公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有一个深悬极爱他的母亲。……有了母爱，世人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这是冰心问题小说最显著的特色。而庐隐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则与冰心相反，充满了苦闷、焦灼和冰冷、仇恨。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是“穿了恋爱的夕卜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宣扬一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同时又积极向上的处世哲学。王统照的《微笑》、《沉思》，叶绍钧的《隔膜》都是赞颂“美”和“爱”对于人生的力量。这些“问题小说”有的发表于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但文研会倡导“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使问题小说在1921年达到了创作的高潮。

问题小说过去之后的乡土小说取得了更加坚实的成果。1921年，周作人号召作家“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自己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认为“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应该是新文艺的特性。鲁迅的《风波》、《故乡》则成为乡土小说的典范。一时涌现出王任叔《疲惫者》、彭家煌《陈四爹的牛》、鲁彦《菊英的出嫁》、许杰《惨雾》、蹇先艾《水葬》、徐玉诺《一只破鞋》、许钦文《疯妇》、台静农《蚯蚓们》等名篇佳作，描写衰败农村的痛苦生活景象、美丽的田园风光、野蛮的乡风陋习、愚昧而纯朴的农民，从中传达出对故土的怀恋、忧虑。乡土小说的兴盛，使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在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影响。

文学研究会的诗歌创作也在20年代的诗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冰心、俞平伯、王统照、徐玉诺等都出版过个人诗集。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新诗专刊《诗》月刊，发表诗作、译诗、诗评，促进了当时新诗的发展，特别在新诗的散文化和小诗的风行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性的诗作有朱自清《光明》、《毁灭》，周作人《小河》，徐玉诺《将来的花园》，冰心《繁星》、《春水》及八人合集《雪朝》等。

文研会在散文等方面也取得了很丰厚的收获。

创作之外，文研会将大量精力投入外国文学的评介工作。《小说月报》革新后的11年内，共译介各种作品804篇，涉及39个国家的304位作者。在文研会出版的240多种丛书中，外国文学译著达120多种，超过了50%。

文研会“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当时，由于俄国近代文学很多是描写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其中表现了“改良生活的愿望”、“社会思想和社会革命的观念”，于是，《小说月刊》非常重视，陆续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安德列夫等人的作品。《小说月报》曾出版《俄国文学研究》专号，《文学周报》曾出版《苏俄小说》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