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3/12页）

老师道：“呸，你懒得用功，便胡说，走！”

我想：“老师贪图束脩罢。智识倒也还不如没有的稳当，可惜粘在我脑里，立刻抛不去，我赶快忘了他罢。”

然而迟了。因为这一夜里，我已经死了。

……

接下去是“我”的一个梦境，在地狱里因为有“智识”而受苦，最后“还阳”醒来，自究自问。这篇文章是针对朱谦之“知识就是罪恶”的虚无哲学观点而发，但却没有采取论战式，而是运用一个虚拟的梦来更隐晦更曲折地表达作者的感触，主旨不在制敌而在究己，这非常像是《野草》的风格。三年后开始创作的《野草》在1921年就伏下了根芽。

《热风》中另一篇1921年的作品可以有力地佐证上述观点。该文叫《事实胜于雄辩》，全文如下：

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

“一样，没有错。”

“这……”

“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奉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拾某国人的唾余的，试在中国上，加上我们上字，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敬谨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

文中的胖伙计，不是很像《野草·死后》中那个小伙计吗？《热风》中的两篇1921年之作，完全可以收人《野草》。这说明鲁迅的散文艺术在战斗性之外，于1921年又明显增加了另一种色调。当这种色调沉积下来，便与原来的战斗性一起，使鲁迅散文焕发出更繁丽的色彩。

《热风》中1922年的杂文有12篇，鲁迅说：“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其中有著名的《估<学衡>》、《“以震其艰深”》、《所谓“国学”》等篇，仍然保持着“五四”以前的战斗性。1923年，鲁迅几乎没有创作，表面原因一是忙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整理定稿，二是兄弟失和的家庭变故。但从创作风貌的变化上看，这一停顿蕴含着一个大的转向。到了1924、1925两年，鲁迅一下子写出了《彷徨》的全部12篇小说，《野草》23篇中的21篇，《坟》23篇中的15篇，《华盖集》的全部45篇和另外37篇文章，进入其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此期作品与以前相比，普遍凝练、厚重、深沆，有一种“重、拙、大”的境界。其中《坟》里的15篇杂文，篇篇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层层深人，跌宕起伏，其感染力不亚于长篇小说，至今仍是人们讨论中国的国民性、民族性等问题的必引材料。

鲁迅在1925年的最后一夜整理《华盖集》时感叹：“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这说明鲁迅自觉意识到文风、文气的转变。这位伟大的战士并不是从一开头就懂得“韧的战斗”的，是在“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交上了“华盖运”之后，他才伏进堑壕，打起持久战的。而那转折点，大致就在1921年到1923年。

经过了1928年的《华盖集续编》之后，鲁迅的杂文艺术枝繁叶茂，走向成熟。一方面思想深邃无比，刀刀见血；另一方面才情横溢，形象生动。鲁迅使杂文成为一种可以融政论、史论、人论为一体的高级艺术。在文学史上，一个人能将一种文体由凡庸的地位提升到大雅之境，只有屈原可与之相侔。1926年以后直至临终，鲁迅除去写了5篇《故事新编》外，几百篇作品全部是杂文，结成十几个集子。那时的鲁迅，已经是飞花摘叶皆可伤人的大宗师了，真可谓之“杂文剑仙”。

杂文之外，鲁迅给中国现代散文的最大贡献是1924到1926年创作的《野草》。研究《野草》的文章和专著已经不少，这里不宜多嘴浅议。只从本章的题旨说一句，《野草》同时表现了对战斗和闲适的两种渴望和两种拒斥。“五四”时期的鲁迅是战斗的，30年代的鲁迅也是战斗的。但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战斗是有所为的，是为了催人梦醒的战斗，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把战斗本身视作存在的本体。1921年以后的鲁迅，曾有过“闲适”退隐的犹豫，但他终于没有选择“闲适”，或者说他以“战斗”为“闲适”，因为他对战斗和闲适都已看透。人们一般把鲁迅写作《彷徨》、《野草》的1924到1926年视为他的“彷徨期”，但不要忘记，写作是对存在的反抗和否定。写作《彷徨》和《野草》，正是他告别彷徨与绝望，然后走向更无畏的反抗的标志。至于鲁迅心理上真正的“彷徨期”，恐怕是1921到1923年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