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万类霜天竞自由：文化镜头剪辑（第2/8页）

1920年9月至1921年7月，罗素访华期间宣传过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者的同业组合（基尔特，Guild）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基础，各产业由其基尔特实行民主管理、经济负责。而国家只负责一般的公共事务，无权对基尔特内部进行干预。这种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倡导者有张东荪、梁启超等，他们认为中国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工业又极为落后，因此难以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应该说，无政府主义也好，纯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此外的“极端社会主义”也好，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新生而产生的社会改革思潮，它们广泛探讨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问题，提出种种理论主张，启发了人们的思考，留下了许多正确的见解。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它们也是互有启发、互有吸收的。这形形色色的主义好比各路诸侯进军咸阳，在实际战斗中，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显示出更为强大的力量。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渐渐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凝聚核心。不过在巴金等人的创作中，还明显留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一切为民族振兴而奔劳而牺牲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各种理论思潮的影响范围，主要是知识分子。对平民来说，最有力的思潮则是宗教。

1921年，中国的天主教徒达到200余万，而10年前只有130万。教徒猛增的主要原因是天主教会大力推行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即“通过中国人为基督对中国进行和平的和精神的征服”。教皇要求尽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到1920年，中国神甫达到963人。天主教在发展教徒时，一般要求全家老幼一次性入教，在农村、灾区，则以钱财扩大影响，所以教徒中有许多下层贫农。到1926年，天主教在华办学9000余所，学生约50万人。

基督教也发展很快，1920年有教徒36万余人，1921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组织国际调查团到中国36个城市调査近500所教会学校，提出“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以便“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1922年4月，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选择北京为会址召开。这些引起了中国民众的警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学生中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提出“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随后北京又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了3000人的大会。“非基运动”迫使教会进一步改变在中国的传教办法，力求与中国固有之文化融成一片。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民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基督徒。孙中山临终前一天说：“我本基督教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他逝世后，便举行了基督教的人殓仪式。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也皈依了基督教，并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余日章做证婚人。在文学方面，1921年以后的许多作家作品都表现出基督教的影响，包括冰心、许地山、曹禺等。

中国固有的佛教在清末日趋衰落，民国初年重又复兴，新文化运动之后更趋蓬勃。1920年唐继尧邀请中国佛教会发起人欧阳渐到云南讲经，赵恒惕邀请新佛教运动的头号领袖释太虚（1896-1947）到湖南讲经。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颁赠太虚“南屏正觉”匾额，1922年浙江督办卢永祥因水灾请谛闲主持息灾法会，在西湖放生。1923年，朱庆澜等在哈尔滨、长春、营口兴庙办学，复兴东北佛教。1924年，成立了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年，段褀瑞执政府请太虚在中央公园主持护国般若法会……佛教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新阶段，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杨度等对佛教思想和文化进行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深人钻研，推动了佛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佛教色彩也是相当明显的，鲁迅对佛教有着相当深刻的研究，许地山、废名等人也是援佛入文的大师。

在艺术领域，从清末传人中国的西方艺术发展到20年代前期已经在中国扎根。1922年，学校里的“乐歌”课正式改称“音乐”中国人学会了许多西洋歌曲，并经常填入新词。1920年，上海成立了以演奏民族器乐为主的“大同乐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都开设了音乐专修科。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音乐传习所。1922年民国政府公布新学制，将舞蹈纳人体育课中。1921年，黎锦晖写了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后来歌舞剧的影响逐渐扩大。1926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华歌舞专校，对中国的音乐舞蹈事业尽力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