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燃烧的翅膀（第6/7页）

这是真正精英中的精英，加入先锋队的四川籍革命党人，除熊克武之外，还有一个著名人物：炸弹专家喻培伦。

枪弹须从国外高价购买，且运输贮藏非常困难，与之相比，炸弹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同盟会从创立初期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一武器。

熊克武在东京时，曾被总部派去学习制造炸弹，不过当时采用的是银制法，即用腐蚀性液体煮化银元，然后制成炸弹。

用银元制炸弹，花销也不小，而且制造过程也异常危险，喻培伦经过研制，尝试用独创的“喻氏法”来替代银制法，终于发明了符合需要的安全炸弹。

在广州期间，在熊克武的协助下，仅花了半个月时间，喻培伦就制造出了三百多颗不同分量的炸弹。

与此同时，他们还近距离侦察到了广州官军的布防情况，其中最薄弱的是水师炮台。

熊克武曾以游览为名，登上水师炮台，发现把守的旗兵根本就不干正事，他们竟然在向游客兜售茶叶，有的还聚赌抽头。

在组织起义方面，熊克武已有相当经验，此情此景让他眼前一亮——如此防守，几乎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到时如果能先夺取炮台，用彼炮转攻彼兵，则必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畅。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召集会议，确定了起义发动日期，但广州将军孚琦当天被刺杀身亡，打乱了所有既定步骤。

所谓擒贼先擒王，在起义筹备阶段，同盟会就计划刺杀广州要员，但要杀的人并不是孚琦。

要杀，你得杀能干的，广州城一共三个省级大吏，孚琦是最无能的。同盟会紧紧盯住的其实是水师提督李准，这哥们才算得上是革命党人的心腹之患。

可惜阴差阳错，原先派去的刺客临时怯懦，迟迟不动手，换人之后，倒是行刺成功了，不过只除掉了一个窝囊废。

真正的蛇没能打着，却已经把它给惊动了，广州官府明显加强戒备。原先准备在4月13日举行起义，结果只能延期至4月26日。

1911年4月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了指挥部。

还有三天，起义进入倒计时。

革命党这边摩拳擦掌，官府那边也听到了风声。两广总督张鸣岐将一个巡防营调到城外驻扎，用于随时策应城内，水师提督李准也急调水师回城。

另一方面，同盟会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枪械也未到达，一些领导者因此主张继续延期。考虑再三，黄兴点头同意，除留下基干人员外，三百多先锋队员全部撤回香港。

早期的革命党人犹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热血沸腾，视死如归。得知起义一拖再拖，眼看着都有夭折的危险，喻培伦当即去找黄兴，对他说：“不能延期！”

喻培伦认为，此次广州起义耗费巨大，而且全系海外华侨资助，一旦起义真的流产，前功尽弃事小，失信于华侨事大，以后怎么面对他们？人家捐了这么多钱，你就算是丢块砖瓦也得给个下落不是。

黄兴仍在犹豫，喻培伦提出了更尖锐的现实问题：“听说近期广州官府将严查户口，我们费尽心力制造的炸弹和运进城的其他武器都可能被搜出，到时难道束手就擒？”

“革命总要冒险，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败了，还可以用牺牲来作宣传，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喻培伦最后说，就算大家都不干，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冲进督署衙门，找张鸣岐拼个你死我活。

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缺陷在这一刻暴露无遗，黄兴让位于香港的起义总部派人，那边却还想再拖一天，所以一个人都没派过来。更有甚者，原在广州的一部分人也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自顾自地搭船去了香港。

黄兴集中敢死队员，一共才120人，诸如分路攻击水师炮台之类，已不可能实施，只能剑发一处，主攻督署。

所有认识喻培伦的人，都反对他参加起义：“你是炸弹专家，留下来的话更有用处，不必前去冒险。”

喻培伦连连摇头：“让别人去牺性，我的人格何在？再说我是为了革命才研制炸弹，现在做出了炸弹，让大家拿着炸弹去冒险，我倒不去，那怎么行。”

有人劝他，说又不少你一个。

喻培伦不乐意了：“别小看我，我一个人比你们几个都强。”

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在两广总督的衙门前，来了一顶四人抬轿。递上名片，是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

门卫没看出任何异样，遂抬手放行。

他们没想到，从“总领事”到四个抬轿的“轿夫”，都是革命党人，领头的便是熊克武。

“总领事”来访，张鸣岐必定要出来迎接，到时熊克武便甩出炸弹，实施刺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