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第16/17页）

王缵绪这才弄明白，杨森对“绿玉杖”没兴趣，对打仗和指挥川军有兴趣。也是，杨森从来没觉得他比刘湘矮过一头，怎么肯当刘湘的“孝子贤孙”或者是接班人呢？

发现是虚惊一场，王缵绪这才吁了口气。他根本不关心第七战区是否要恢复，他关心的是省主席大印。

当谒见蒋介石时，王缵绪那神情真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私下里的那些咒骂和牢骚都不知飞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

说白了，王某就是后宫一不得宠的妃子，如今老头子翻了他的牌，眼见着要招寝了，能不喜出望外吗？

当蒋介石问他家里有几个子女时，王缵绪一时紧张，竟然回答：“因为多娶了几个老婆，便多生了几个儿子，我一生就做了这一件混账的事。”

蒋介石向来不苟言笑，听到这里，也不由笑了起来。

回川之后，王缵绪还得意地向别人描述，说着说着，他也觉得有些不妥，便自我解嘲说：“我娶了几个老婆，他老蒋还不是有过好几个老婆，只不过跟我不同，是离了婚再娶罢了。我混账，他不是一样的混账吗？我这是幽默，在暗讽他哩。”

1938年4月26日，蒋介石改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汉祥仍任秘书长，把省政府的一套班子装备了起来。

当一张张板凳安好，大家各就各位，蒋介石曾发现并为之头疼的那个特点再次重复：两套班子五个人，抱起了团。

两套班子是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五个人分别是主持西康军政的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主持四川军政的王缵绪、邓汉祥。五人轮流做东，以吃饭为名，商量如何表面拥蒋，暗中防制，以使蒋介石对川康无从下手。

眼看“以川制川”即将前功尽弃，全面破产，“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这个“人”，就是王缵绪。

王缵绪对潘文华说，三个月后把省主席交出来，并非真心话，他不仅不想交还，还记挂着早日转正，把头衔上的“代”字给去掉，为此，他甘愿冒大不韪，上演一出潜伏的好戏。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王缵绪认为自己已经是老蒋的人了，给老蒋充当探子，为其通风报信，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什么好亏心的。

刘湘生前，很多人都说王缵绪早就是复兴社分子，其实并非事实。事实是，直到王缵绪担任代理省主席之后，四川复兴社才以此为契机，试图发展王缵绪入社。

正好那时候王缵绪急欲转正，却又找不到关系和门路，四川复兴社便通过王缵绪的秘书，告诉王缵绪说，只有加入复兴社，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那个省主席的位置才能做得牢靠。

王缵绪一听果然动了心，某天晚上，他跟着四川复兴社的人，偷偷跑进一间会议室，填了入社表，并向蒋介石的头像行三鞠躬礼，就此加入了复兴社。

虽然入了社，王缵绪自认还只是个小社员，所谓明知没地位，坚信有机会，不先立点功还行？

“五人团”每天的谈话内容，都会被王缵绪暗暗记住概要，然后通过复兴社这条线层层上报给蒋介石。

刘文辉找邓锡侯商量，认为留守川军的枪支多，子弹少，想让王缵绪少成立两个保安团，用节省下来的薪饷密购子弹，以备将来和蒋介石抗衡。

邓锡侯去跟潘文华一说，潘文华一拍胸脯，便去说服王缵绪。王缵绪表面一口应承，背地里却向复兴社告了密。

1938年5月，蒋介石任命潘文华为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前去修筑大巴山防御工事。

这其实是一条“一石二鸟”之计。抗战当然是第一需要，大巴山工事可防止日军沿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路线入川，从而动摇抗战后方，另一方面，潘文华的绥署由国防部指定设在阆中，与居于成都的邓锡侯、刘文辉隔开，主管西康的“邓、潘、刘”也就不能整天在一块咬耳朵了。

可是潘文华自有他的办法。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工事告一段落，他便称病赴蓉医治，又与邓锡侯、刘文辉凑到了一起。

随着武汉的“中央”各机关陆续全部迁往重庆，西南地方自保的yù_wàng也越来越强烈。当时便有谣传，说云南要投降日本人，蒋介石便催促云南军政首脑龙云前去汉口会面，以正视听。

龙云从汉口返回后，中途在成都与“五人团”闭门密谈，双方签订了一项对抗蒋介石，巩固各自地盘的联防密约。

王缵绪和众人一齐签约，签完了，他就捉摸着，如何把谈话和条约内容报告蒋介石。

正好这时蒋介石电约王缵绪前往汉口。王缵绪欣喜若狂，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密报起了作用，但同时还要装模作样，他把另外四人请到家里吃饭，吃饭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一脸天真地征求意见，问究竟是去还是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