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莫干山（第2/6页）

膺白觉得我们必须静下来，安居一地，勿再累朋友们为他不安。我们商量在山上借一空屋居家，他本来爱山有癖，我极力赞成。这一年，西人业主尚都不上山，空屋极多，许多愿出卖。我们在铁路旅馆卧室远望的一面，一堆树林中有一所屋，我同膺白每日望见，甚为合意。去看，一块梯形园地最高端一座屋，屋内一卧室一起坐间均极大，朝南有甚宽畅阳台，后面有储藏室，上面假楼亦可置榻。业主去世，太太在沪急等钱用。于是膺白留在山上，我独返沪成交，即带行李，携熙治到山；无论如何，这个夏天决计全家住在山上的了。

我下山之日，逢大雨，衣履尽湿，到沪即做雨衣两件，为自己与膺白各一。不料返山又逢大雨，小火轮原定下午四时可抵三桥埠，因河水高涨，几处桥洞不能通过，绕道而行，至晚八时始到埠。膺白亦向朋友借了雨衣两件，下山接我们，我们冒雨登山，坐着藤轿，轿夫涉水而行，以树叶掩护手提灯笼，行路甚慢，到旅馆已午夜十二时。熙治坐我怀中，一路早已睡着，次早醒来，见山头屋宇都在眼下，以为“与天已近”，她时年六岁。

莫干山一共三个山顶，都在一望之中。五百〇九号英人“琼司”家的屋在东顶，种有不少枫树，入春满园红叶，原名“春园”。这些枫树，我们进屋时小者二三尺，大者身高，迨我最后一次到山——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已荫可蔽园。屋内器具都现成，床榻碗盏俱备，我们喜其简朴，一切保存使用。若干年中，仅添藤沙发椅一套，各人书桌一张。其后吾家在山上添筑客舍，山麓建藏书楼，向上海搬来用具均较新式，但自用之件始终是琼司家旧物。我们不能不除去琼司家原有门牌；这旧主遗物，后来我们以之砌入园中一处石座，以存纪念。膺白同我商量给这屋一个新称，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这以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整理由天津运来的书箱；一向我们书放在书架，搬家则装大木箱，书架已一再放弃，书籍装卸亦苦费手续。膺白想起旧时以小木箱置书之法，平时叠叠如橱，搬动时原箱加上夹板。伯樵介绍其素识利通木器店，价目公道，主人颇有匠心。膺白和他讨论，他建议在书箱门上标明书类，并刻上一个斋名。膺白没有用过别号或书斋名，忽然想起我二人有过一个宿愿：“他日终老山间，读书为乐”，不期脱口而出“白云山馆”四字，遂即以此四字刻在书箱。此时要为山屋易名，一索即得，故“白云山馆”是先有其名而后有其处。

人不难有淡泊之志，而难有宁静之心，我同膺白时时互相勉励。君怡有一年送过我几种商务书馆出售的石印对联，中有一幅康有为写的“天爵自尊吾自贵，此心无怨亦无尤”，我很喜欢。山上雾多湿重，普通字画易霉易蛀，我们舍不得用。这幅石印的对联我拿到山馆挂着，挂在膺白书房，亦即在我们卧室门口。我们已把大卧房隔分为二，成为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后来又把假楼改为真楼，则我亦有一间和熙治合用的书房在楼上。熙治在课卷里天真的写出：她所最不喜而我所最喜的地方。

膺白的一个朋友李晓垣先生，自己研究佛学有心得，常以此来慰藉我们。在他以前，膺白曾有两个佛门朋友，那还在我们居天津时，一个是太虚和尚，一个是韩达斋（玉辰）先生。太虚和尚并不向膺白说法，膺白因他而略知经典的事，我似乎知道他解说《四十二章经》。韩先生来吾家时常讲“瑜伽”“因明”，膺白听得不耐烦而托故退出，往往客厅里剩我一人，我并不懂，只为礼貌而陪客。到上海后，李先生送给我们几种佛书均未开看。我们在沪之日，每至傍晚有点寂寞时，膺白常问我：“叫车去接菩萨来谈谈如何？”“菩萨”是我们给李先生的绰号。李家的佣人传述李先生如何孝事老母，每晚要陪老太太，等老太太睡好，摸摸盖被，然后退出；遇着自己迟睡，或风雨之夕，还要进去看看。这些话由我家佣人传到我们耳朵。膺白虽和李先生有数十年交谊，但不深悉其居家情形，闻此，我们二人都有点感动。李先生口才大不如前述二人，但我们对他所说法，因其人而渐渐听受。任何宗教是双轨的，以佛法言，一条是“上求菩提”，一条是“普济众生”。前者亦称“自求解脱”，得心境之平安是也；若学佛而只为此，佛家称为“自了汉”，远非究竟。

我们上山时的心境，幸亏有过这点因缘，一日一日平安起来。我记山馆之事，曾有“东顶频添舍利座，春园买作维摩室”，“更年年携手白云中，尊天爵”等句，都是写实。我们一年一年在山上住下去，大概每年清明回乡扫墓后上山，冬季下雪后返沪。山上没有生产，食品都从三桥埠肩挑而至，冰雪载途之日，贩夫不能按期而来。跟我们的佣人亦岁晚思归，故每年最冷几个月不得不回城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