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42/54页）

袁昶、许景澄的家人第二天便慌乱了起来。身为帝国大员，说抓起来就抓起来了，连具体的罪名都没有，两家人连夜奔走探询，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第二天，一夜未眠的两家人得到了刑部提牢传出的消息，让他们准备红绳。帝国高级官员如果因罪被判死刑，绑赴刑场时必须要用红绒绳。两家人目瞪口呆。

没有审问。从被捕到行刑，没超过两天。

平时骄横十足的袁、许两家人顿时没了主意，慌乱地开始拿着大笔的巨额银票企图挽回局面，结果银票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听说刑部官兵和一伙义和团员已经押着囚车出了宣武门。两家数十口人赶到菜市口的时候，帝国大员袁昶、许景澄二人已经人首分离了。袁昶的脑袋滚落在一块草席上，这是有人事先向刽子手行贿的结果。因为没有事先打点，许景澄没能落得如此待遇，他的脑袋被砍落在泥沙里，鲜血和泥沙混合在一起，使他头颅面目模糊，家人几乎辨认不出。

由于死刑执行得迅速，刑场上的情形两家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依靠目击者的描述。监斩的是载漪的弟弟载澜和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徐承煜。时任刑部侍郎的徐承煜是个有趣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都是1900年间帝国官场上的滑稽角色，无论几天之后他父亲的死还是数月之后他的死，都死得十分富有戏剧性。

当徐承煜看见推着袁昶、许景澄的囚车远远走来的时刻，他和载澜的心情是愉快的，至少是被联军不断向京城逼进的消息弄得心情压抑以来难得的愉快。但是，在西方生活过多年的许景澄是见识过世面的，他始终在微笑，而袁昶可不那么老实，跪着听完圣旨之后，突然开了口。先和载澜斗嘴：

行刑之时，袁神色自若，言曰：“予惟望不久重见天日，消灭僭妄。”盖谓端王专横凶僭，蒙蔽太后之聪明也。澜公监刑，怒斥之曰：“汝为奸臣，不许多言！”袁毫无畏惧，仍大言曰：“予死而无罪，汝辈狂愚，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予名将长留于天壤，受后任之爱敬！”（《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初三日。）

然后，袁昶扭头笑看许景澄，言：“不久将相见于地下，人死如归家耳。”

但是，袁昶至死也不明白判自己死刑的罪名是什么。在刑部大牢里，袁昶对许景澄表达了这种疑问：“死不足惜，罪名为何？”

许景澄笑道：“日后便知，何必计较！”

许景澄是明白的。他知道这个帝国肯定是完了。那些怂恿义和团和主张宣战的人，已经感到大势已去。联军攻破京城的时候不会太久了。既然大势已去，他们必定要在最后的时刻铲除在政治上和他们对立的一切人，以免这些人会告诉后人如此混乱历史中的一些真相。

没有慈禧的手谕，载漪一伙是无权斩杀帝国如此级别的大员的。在这个时刻，再愚蠢的人也该估计到局势的结局了，生死未卜的慈禧不允许她在政治上的反对者还活在这个帝国里。

几天之后，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被捕。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大臣中竟然有两位是满人。

时年62岁的联元被称为“满奸”。他是同治七年（1868年）的进士，字仙蘅，满洲镶红旗人，崔佳氏。在京城做了暂短的京官后，外放安徽任太平府知府，后任安庆知府、广东惠潮嘉道和安徽按察使。戊戌之后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衙门行走。他的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的任命仅仅是数月之前的事情。在地方做官的时候，“皆著声绩”。在汕头，他因为严厉惩罚了和英国商人串通一起坑害百姓的中国商人而获得声誉。同时，这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满人官员，常常因为大胆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而陷入险境。慈禧把光绪软禁起来企图废掉他的帝位时，联元竟然对着慈禧说出“皇帝当保全”的话，当时慈禧脸色就阴沉了下来，那意思是：皇帝当保全，难道你自己不当保全吗？义和团兴起之后，联元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宣战问题上以及杀洋人和教民的问题上，一直和慈禧唱反调：“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之国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余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6页。）为此，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一怒之下差点把他杀了。最后，这个载漪眼里的敌人终于被捕了，罪名是“任意妄奏，语涉离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