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默的附录（第2/3页）

我急忙问图书馆管理员，这本书还有没有其他版本。管理员查了目录后说，大陆只出了这一版，还有一个台湾版。我找出台湾版一翻，繁体字直排，但那段引文的注释仍然清清楚楚！

这实在让我万分震惊了。白纸黑字，可以完全被抹煞，最简单的事实，可以完全被颠倒，无中生有地闹出一个“剽窃”事件来，居然全国哄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知道，这又与余秋雨先生这么多年来的处境有关。由于广受海内外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一些人想通过诽谤他来博取名利，他又无权无势，无帮无派，因此怎么诬陷他，都如入无人之境。连他在年轻时家破人亡的悲惨日子，也被一些人编造了很久。金文明敢于在全国媒体上大规模地伪造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只是延续这股造假的风潮罢了。

在这一系列诽谤事件中，真正在“剽窃”名利的，究竟是谁呢？

奇怪的是，很长时间过去了，余秋雨先生面对这么重大的“剽窃”诽谤，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从《借我一生》中知道，他已不想对任何攻击发言，也不信任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对于诽谤、诬陷、侮辱的论定和惩处。那么，既然我已看到了事实真相，为什么不能写出来呢？我对人世间的文化良知还抱有一份最基本的信任。

写的时候，我很想直接采访到余秋雨先生本人。几经转折，电话接通了他的助手，助手答应我问一问。几天后助手转告了他的几句话：“谢谢好意，但不用写了。那些人对我的每一项诽谤，都是这个模式。那就算我是‘剽窃’吧。”

但是，我还是违背余秋雨先生的意思，写了这篇揭露真相的文章。

海星后记：我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又特地把《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大陆版和台湾版的相关篇页拍成照片，证明都有注释，根本没有发生过“剽窃”事件。我把文章和照片分别寄给那些发表过金文明诬陷余秋雨先生“剽窃”的文章的那些报刊，为了负责，我还注明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职业、通讯地址和手机号码。但奇怪的是，所有那些报刊都完全不予理会。后来，我只得寄给没有发表过诬陷文章的《南方都市报》，却很快接到该报记者田志凌的来电。给我打过电话后，田志凌又给金文明打了电话，金文明听说有人寄去了《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真相的照片，便慌忙说：“我当时有点想当然，并未注意查看文中的注释。”田志凌把他的这个回答发表了。

“有点想当然”！掀起了如此滔天恶浪，居然还说得那么轻巧！

他既不道歉，也不忏悔。

一场惊动海内外的重大诬陷事件，就这么落幕了。所有参与诬陷的报刊，全都一声不吭，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但是，“想当然”的说法肯定又是伪造的，因为他早就宣称逐字逐句查对过，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

在公共出版物上诽谤一位大学者“剽窃”，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件小事。这样的案件不是靠道歉、赔款就能了结的。我们国家的法制，什么时候能够严惩越来越嚣张的诽谤者，保护越来越稀少的文化创造者呢？如果真有那一天，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也许就有了一线希望。

深夜惊读章培恒

周寿南

三天前翻阅一本新到的学术杂志，读完章培恒教授所写的《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一文，一身冷汗，呆坐长久。

居然，金文明对余秋雨教授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剽窃章培恒”的指控，完全是伪造的，是彻彻底底的“蓄意诬陷”；

居然，这样的蓄意诬陷被隆重刊出于大陆和香港很多自称“知识分子良知”的报刊上，卷起了漫天巨浪，甚至有人借此发起了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驱逐余秋雨”的暴行运动，但当诬陷被揭穿，这些报刊既不更正也不道歉，装得好像根本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居然，余秋雨教授面对这样的诬陷已经心如止水，那么长时间不作半句声辩；

——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文化图景啊！

幸好，被称为“当代最有学问的文史专家”章培恒先生以衰病之年站出来了，大喝一声“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章培恒先生经过严密推断，证明金文明根本不可能是“想当然”的“疏失”，而只能是“蓄意诬陷”。

不仅如此，章培恒教授还以最有资格的文史权威身份具体指出，金文明的“咬文嚼字”本身包含着“骇人的错误率”，而且有的是连高中学生也不会犯的错误；从他的有些错误推断，他对一些最基本的文史古典，连目录也没有翻过。此外，金文明在学术思路上也是十分荒唐的。章培恒先生说，按照金文明的说法，现在大家都不能用“大家”二字了，因为这在唐之前是指“上卿”；更不能在晚上把“寝衣”看作睡衣，因为这在古代是指被子……总之，金文明对余秋雨“文史差错”的批判，也属于“无端的攻击和诬陷”，与“剽窃”的诬陷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