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成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13/14页）
熊：本事又如何去看？
邹：当然是看业绩啦，业绩是客观的，是本事的表现。就是看业绩，当前，国内、国外也是不公平竞争。因为国外条件好，设备好，有实验室的优势，做出好工作来是比较容易的。而在我们国内，做出好工作要难一点。
熊：有马太效应。国外人才获得的经费多、设备好，所以容易出成果，出成果之后又容易进一步获得这些资源。
邹：经费和设备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实验室的好传统。为什么世界上的诺贝尔奖集中在少数一些好的实验室？因为它们有好的学术风气、学术传统。
熊：如何衡量某个实验室是否有好的传统？
邹：看它是不是努力工作，是不是有自己的特色、特长，是不是能够经常维持一定水平的工作。一定水平的工作不断出现，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逐渐有突破。突破、创新不是凭空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建立在积累的基础之上。一些好的实验室之所以经常有突破，主要是因为它有积累。
熊：我国近几十年的教育问题确实太多了。西南联大条件那么差，还能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学者，而后来我们有那么多院校，出去了那么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却很少出现杨振宁、李政道式的在学术上有重要建树的人。
邹：我在西南联合大学65周年纪念会上有许多发言。我说：西南联合大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坚持教学，坚持科研，这件事被谈得很多。可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一直没被谈过，那就是西南联大的民主风气。它和重庆不一样，在政治上不是压抑，而是有一定的自由度。它不但在学术上有自由度，在其他方面也有一定的自由度。西南联大具有民主传统，这一点不应被忽略掉。
熊：现在提北大精神时也不大提“自由”二字。
邹：独立思考、自由应该是北大的精神。
熊：在西南联大的诸位前辈中，您最佩服的是谁，最不佩服的是谁？
邹：在老师里面，佩服的是陈寅恪，不佩服的是冯友兰。你不知道，在西南联大时，我们这些学生对于冯友兰是很有看法的。他是当时少数几个部聘教授之一，曾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得到了毛泽东的接待。真相信某个东西倒也没关系，但不要说违心的话。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为我所佩服。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1期，第107—122页。
1944年10月，国民党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
1901年，清政府和11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这些国家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这笔赔款被俗称为“庚款”。几年后，美国政府表示得款高于损失，愿退还多余的赔款。经协商，这些钱主要作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之用。在美国的带领下，英、法等国在20世纪20—30年代也通过法案，退还他们多得的庚子赔款，这些退还的钱也多被用于中国政府的文化、教育事业。
王应睐（1907—2001），生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年），自1958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成立起，长期担任该所所长。
1955年8月，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
李佩珊（1924—2004），中国科学史事业的推动者。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在协和医学院生化科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相继在北京大学、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中国科学院一局工作，1978—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
这个学者为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戴维森（Eric H. Davidson，1937—2015）教授，比邹承鲁小十多岁，1963年从洛克菲勒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5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80年11月28日，牛满江给邹承鲁和中国科学院领导写“公开信”，称有意见应向他当面提出，不应该写文章，向外国人约批评稿尤其不当。在信中，他威胁邹承鲁说：“如果你可以清外国人来搞批评我们，难道别人就不能向你学习做同样的事吗？”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82-4-139，1982年牛满江访华卷。
邹先生此处记忆不确。实际情况是，他将牛的“公开信”复印了一份，邮寄给《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的编辑，并附言如下：编辑同志： 顷收到牛满江教授来信，我因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不在北京。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牛教授既然说信是公开的，我看可以发表供大家评论。信中提到“请专家给予评论”，如果牛教授同意，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的一些教授们曾表示愿对牛教授的工作集体给予公正的评价。 关于童第周教授，我的回答是：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此致敬礼邹承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