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9/9页）

黄耀曾（1912—2002），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赵承嘏（1885—1966），植物化学家，药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据黄宗甄的《罗宗洛》一书介绍，罗宗洛受批判的首要原因是“他怀疑报纸和电台所报道的产量缺乏可靠性”。因为怀疑，所以他一方面表示“应该下农村考察实际农作过程”，另一方面又找了种种理由拒绝将植物生理所的研究方向、任务改为“下乡总结农民增产经验”。​​​​​​​​

据黄宗甄的《罗宗洛》一书介绍，当时，“一些激进的群众给罗宗洛贴了100多张大字报，大小批判会持续不断。狂风骤雨，风雨如磐。罗宗洛没有被压服，领导者只好动员罗宗洛的挚友、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教授特向罗宗洛提出警告。朱洗说，这是党的政策和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劝告罗宗洛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无法坚持下去，只好决定不再声辩，沉默了。”​​​​​​​​

即上海科技大学。​​​​​​​​

比如上海冶金矽酸盐学校、上海化学药物学校、上海电子学校、上海无线电学校、上海技术物理学校、上海计算技术学校。​​​​​​​​

比如东风生化试剂厂。​​​​​​​​

吴自良（1917—2008），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为什么开“神仙会”？别的当事人还提过不同的理由。比如杜雨苍研究员曾对笔者谈及：“后来，看到大家因为吃不饱饭而身体浮肿、生病，工作根本没法做，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决定照顾大家，开了两个月的‘神仙会’：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让大家大鸣大放、发发牢骚、出出闷气、安定安定情绪、过过神仙生活。”见熊卫民《回顾胰岛素的合成——杜雨苍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第323—334页。​​​​​​​​

1958—1964年间，刘述周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

据邹承鲁先生介绍，“四清”运动开始后，光生化所就被抽调出了几十个人长年累月去农村查账。那些人中有相当多数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回到研究所。邹先生说：“那时候研究基本上停工了，一搞‘四清’就停工了。你说做什么研究？动不动就停工。”​​​​​​​​

比如沈善炯先生，在“四清”运动中，他先是被诬“反党叛国”，然后又被加上“搞个人名利”、“腐蚀青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等128条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