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12/21页）

惨痛教训令徐勤三年后仍然心有余悸，认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155]梁启超更将“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事父母，狎客奉妓女，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156]

康有为的父子兵同样不可靠。康同富奉命到广州后，与“必败事”的无用之辈交往，且十余日即滥用数月经费，令康有为大失所望，斥责其“糊涂若此，安能任事”[157]。他极力拉至的堂兄弟康有仪父子，还向清方告密。保皇会从檀香山、加拿大、日本等地粤籍华侨中罗致的所谓军事人才，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只不过略具胆识。就连梁启超极力举荐，统兵一路的横滨福和商店少东家梁炳光，也是“好作高论，无所表见”[158]。5月以前广东失机，总局固有援助不力之责，梁炳光本人亦仅谋及“可以聚多人”之法，还是梁启超提醒他：“徒聚之无益，当谋练之。”[159]

保皇会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以及参与变法维新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岑春煊、熊希龄、郑孝胥、黄忠浩、张棠荫等。他们具有反清（或当朝执政）变政意向，要求改变政变后的政治现状，但并无义无反顾之志，与保皇会同道而不完全同心。如黄忠浩虽在反复劝说下同意加盟自立军，担任前军统领，却认为这种行动“目的虽对，方法不行”[160]，态度消极。这些人在顺利时表现活跃，积极参与筹划，掌握地方枢要，唐景崧、俞明震分别担任广西、江宁的联络主持人，丘逢甲亦自愿具名于勤王檄文。一旦形势危迫，则或蛰伏不出，或袖手旁观，或但求自保，有的后来还参与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屠杀昔日的同道。

第四节　聪明反被聪明误

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自高身价，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充裕招诱群豪。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地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161]。梁启超对其“常作大言”，吹嘘“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徒使人见轻耳”，劝以“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162]但梁自己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励也”[163]。

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谎报。如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应对梁启超关于粤事的询问，而当时徐勤尚未返港，陈士廉则滞留北京，“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实未有人也”。[164]后来徐勤三次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从康有为的两次复函看，广东方面连最起码的购械运货之事“尚全无布置”[165]，的确“去事尚远”[166]。

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也令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江湖豪强的贪欲心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利害与祖国安危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这种“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167]的局面，令保皇会势成骑虎。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168]

5月以前，华侨对勤王运动进展迟缓已有怨言，保皇会解释道：“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169]趁机要求华侨罗致人才，募集巨款。

6月以后，中外交战，华侨更加迫不及待，康有为担心再不举事，华侨群情激愤，但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为了摆脱窘境，他一面谎称广西容县会党暴动是保皇会举事，搪塞一时，哄骗邱菽园汇出余款，一面指示各路人马“总以速为主”，“不妨冒险”。“故在西起，虽败犹胜，以可得人心，又可筹饷也。”[170]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勤王大业，开始蜕变为招财进宝的障眼戏法。唐才常“徒以保皇会内外各人迫逼而举事，其时亦极多攻者，若不死亦见疑耳，今死后乃多称之。”[171]事后保皇会承认：“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172]两广更加准备不足，连孤注一掷的本钱也没有，只能徒叹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