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史料的掌握理解和运用存在片断与片面的弊病，很难把握事件的全部内外联系。有关结论逻辑上似能自圆其说，但往往是由于看不到材料，或以舍弃、蒙蔽部分史实为代价。以为正气、自立、国会的纲领以及纲领与行动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便是从后来的观念逻辑出发，依据片断史料而形成，与当时人的理解及真实全貌相去甚远。如果说以前主要是资料所限，那么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如何解读史料，了解史实更显重要。只有在全面掌握史料史实，把握和揭示其本来内在的各方联系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历史。从史料中读出历史真相，了解流变因果，进而重建信史，绝非仅对上古史才有意义。近代史虽时隔不久，但史料太多，难以掌握周全，而且政局变幻多端，当事各方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制造、隐瞒、曲解、放大或缩小史料史实，研究工作整体上又未经疑、考过程，如果研究者不能严格从学术史出发，充分吸收已有成果，尽可能将所有新旧史料排比考校，进一步解读，结果必然观点先行，史料填充，呼卢喝雉，图画鬼物之弊在所难免。与历史所蕴藏的丰富可能性相比，任何理论与逻辑都显得苍白无力。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518页。 [2] 胡珠生：《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3] 如夏曾佑嘱咐汪康年：“以后通书有碍字面，诚恐未便，若作隐语，又易误会。今拟于信中极要字面，即用电报新编之号码，每码移上三字。”（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3页） [4]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43—345页。 [5]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明治33年10月。田野橘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收入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5节“维新党的失败与其将来”据此译成，略有增删。 [6] 据《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第348—380页）、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9章、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均见《自立会史料集》）等资料整理。张元济两次会议均与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干部人选，容闳指定其与孙宝瑄掌会计，力辞不就。井上日记称宋伯鲁、张元济、王照等没有加入，似指未加入国会的中心机构。 [7]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8] 《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9] 高凤谦函告汪康年：“寿伯茀先生创知耻会，所撰序文辞意俱好，忠君爱国之心，跃于纸上。宗室有此人才而废弃不用，可叹可叹。”（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35页。参见吴保初：《宗室寿富告八旗子弟书书后》，吴保初撰，孙文光点校：《北山楼集》，第88—89页；宋恕：《书宗室伯福君知耻学会叙后》，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278—279页） [10]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16页。 [11] 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第15页。 [12]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93—94页。另据金梁《光宣小记·送考》条：“廷式听点，乡友多至殿门送考。朝考日，余方与众立谈，见汪伯唐先生（大燮）送汪穰卿同年（康年）入。伯唐与余向未识面，问余名。穰卿曰：‘予昔识金君于广坐，尔亦试觅之稠人中。’伯唐四顾及余，趋前曰：‘昂昂千里，卓立不群，其此君耶？’众皆引以为异。穰卿曰：‘此君自有异人处，不难识也。昔访君西湖，君方品茗三雅园，座客已满，予觉君小异，执手问讯如故交。及君至海上，予集友宴之，数十人皆一时知名士，文芸阁（廷式）后至，予亦嘱觅诸座上。芸阁一顾即得。吴彦复、欧阳石芝继至，亦然。金君不凡，故易识也。’时闻者皆传为美谈。忆昔唐佛尘（才常）、沈愚溪（荩），至杭见访，余侍父立柳堤，唐君一见即呼曰：‘金君是耶？’亦可异。客去，父曰：‘唐军顾盼非常，必立功名，恐遭非命，沈亦似不能免。’后庚子起义，唐君果于汉口被害。时余下榻上唐寓，得报大恸。未几，沈君亦仗死北京，果皆验。”（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