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第7/12页）

六七月间，形势危急，邱菽园等人每日前来询问消息布置，而康有为“一辞莫对”，身为全军统帅，连正军主将陈翼亭的行踪也一无所知。6月27日，正当康有为在新加坡“日夜与铁、觉商，与岛辨，为西事办否，今日尚辨驳无已，思辨无穷”[66]之际，忽接徐勤电告，陈翼亭已经出发，后来又证实陈并未移动。对此邱菽园“口口皆叹太失机、太持重也。又虑我等多费而无成也，至云恐再要十万尚未能起，此语极难闻”[67]。

这时邱菽园不满情绪的宣泄对象已经扩而大之，对总局办事诸人皆有微词，康有为担心“我等收其多金，彼心热望深，再若迟之，彼或疑我等浪费乾没，谣言一起，则事无可为矣”。但又明知办实事有心无力，因而关注重心有所转移，勤王与筹款的位置互易，即勤王由目的变为手段，筹款则由手段变为目的。他说:

若我等再迟不起，恐有它变，我等实对不住，无论如何再不敢开口问取也。顷暹、吉亦开捐，若能起，岛更高兴，尚可多出，则外埠踊跃，源源而来。澳洲谓尚有二万未汇，然今须起后乃敢催之，否则责望不得，人心渐散，哗谤大起。[68]

为此，他不顾时机成熟与否，指示各路“以速为主”，导致汉口自立军仓促行动。

不过，康有为也有难言之隐，其自居圣人，心高气傲，在邱菽园等人的催逼下，他一方面力不从心，无以回报，颇感欠咎，另一方面难免滋生寄人篱下，失势受气之怅。他虽力劝邱菽园息怒发款，“然已费多少曲折解慰求请乃得此”[69]，心中郁积着一股闷气，这在以教主自命的康有为也算勉为其难。4月间，他曾想远游澳洲，一走了之，被梁启超等劝阻，梁在函请邱菽园出面“力尼此议”时，对后者“冒险难，排众议，以作东道”的义举加以赞誉，并主动担负筹集巨款之责，以改变“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70]的窘困，似乎折射出康、邱间因嫌生隙的行迹。

自立军之败加深了邱菽园等与康门的分歧。本来勤王计划的动议者是唐才常，但他主张各派联合大举，又以“借勤王以兴民政”为宗旨，得到梁启超、汪康年、孙中山等各派的支持，长江中下游成为联合大举的中枢。然而，此举有意无意间触犯了康有为，除了宗旨上后者“深恶痛绝民主政体”[71]，以保皇作手段不为其接受外，更重要的是唐才常、梁启超、汪康年等人都不愿在未来以民政为基础的新政权中为康有为预留位置，而且三人均与主张倒满洲的孙中山有所联系。加上主持澳门总局的康门弟子抱有门户和畛域之见，保皇会倾全力运动两广，对长江方面不能予以有力的支持，尤其在饷械的分配上，厚此薄彼。这与梁启超、邱菽园的态度明显有别。

邱菽园与唐才常虽素未谋面，却早有联系。1897年邱途经香港赴新加坡之际，在友人处看到《湘学报》，知道唐才常其人，与之通信。1899年12月正气会成立，“邱菽园深爱唐才常之人物，赠金三万元，曰：‘此金虽微，如可以充于天下之用，则请用之。’唐才常即日出发而赴香港，由香港银行受领此金。由是正气会一时繁昌，革命之光鍖愈益闪烁于眉睫间矣”[72]。翌年春初，唐才常将所著《觉颠冥哉内言》四卷寄赠邱菽园。[73]

邱、唐之间的联系，因梁启超的支持而得到加强。梁对于澳门总局的偏心早已有所察觉，多次函告：“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所有急需，乞就前者金山会款及南中菽款接济之”；“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不分畛域。”并让唐才常等“有急需者尚请先商之于星洲诸贤可也”[74]，而康有为和澳门总局仍怀私心，暗中做些手脚。

6月，邱菽园因对港澳总局不信任，将新捐之款“全数汇东”，康“知港澳不给，而无如何”，指示徐勤等向罗普“截一二万还港澳用可也”，甚至打算“调回上海之款”[75]。这些机关算尽的小动作，后来成了“浪费乾没”之说的成因，令保皇会自食其果。

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至新加坡访康有为、邱菽园，报告长江事变，所说与狄平各异，并怀疑康有为等人“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76]，对康宣布绝交。尽管康有为力图辩解，声称：“尚未集两造，无由处断”，言词间却明显偏袒狄平，说：“力山勇锐，或者畏之，恐其致祸，而不告以实，亦未可知。……雅至忠，而阅历深，有操纵，当俟雅查乃定。”

然而，邱菽园与秦力山自1900年春即诗文互酬，引为同调，况且已对保皇会疑心重重，至此虽未公开反面，却于11月致电康有为，要求亲自出任粮台，掌管钱财，通电各地保皇会将捐款汇往新加坡。康有为一面表示已停粤局以节靡费而蓄大款，一面将深得邱菽园信任的陈继俨拉来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