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第7/12页）

此外，广东东亚同文会支部长高桥谦也与革命党有所联系。该支部成立后，史坚如往访高桥谦，“意气极相得，力劝东游，谓大可增长见识，物色豪杰，且中国革命党领袖亦在日本，思往访之，遂以高桥为介，先晤港中同志陈少白、杨衢云诸人，并加入兴中会焉”[80]。1899年10月上旬，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在香港合组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高桥谦等人也与闻其事。10月29日，率领湖南会党头目赴港的毕永年致函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宗方小太郎:

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81]

这时高桥谦陪同漫游欧洲归来的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麿从香港赴上海，然后归国，宗方小太郎则由日本归任，在上海等候近卫文麿，陪同其访问南京、汉口等地，两人应在上海会晤。[82]毕永年“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事，即为兴汉会，而有关详情由高桥谦转告，一方面是因为宗方小太郎曾答应支持湖南起义，另一方面，则说明高桥即使没有参与兴汉会结盟的仪式，也必然了解详细内情。

1900年6月上旬，孙中山赴香港，动因之一，是“据东亚同文会支那支部之请求，一同到香港碰头，先作部署，对各方面进行调查”[83]。所谓支那支部，即为广东支部。该支部重视广东语教育，与孙中山或许不无关系。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与犬养毅、宫崎寅藏等议设广东语学堂，并就设于东京抑或广东的利弊有所讨论，其目的在为起事做准备。[84]孙中山6月上旬赴港，目的之一，是与李鸿章协商组织广东独立政府之事。而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也牵涉其中。7月19日，受犬养毅和平冈浩太郎派遣前来中国考察孙、康两派态势的内田良平回国后发表谈话时透露:

东邦协会福本诚（在香港）、东亚同文会员高桥贤[谦]（前此已返国）等先已知道李鸿章对改革派寄予同情，与李交涉。李因华北事件更感到改革之必要，际此对福本、高桥之说有所感动。此次交涉出现意外的好结果。[85]

冯自由一再声称原口闻一、山下稻三郎和远藤隆夫等随孙中山一起，于1900年6月乘法国轮船“烟狄斯”号到香港，参加了在舢板上举行的秘密会议，是惠州革命参谋团的成员。[86]查日本外务省档案有关各件，当时随孙中山从日本登船者名单中并无三人的名字，他们应是由广东各地就近赴港。7月1日，广东支部的远藤隆夫和福本诚、尾崎行雄等人一起在香港酒店与杨衢云、谢缵泰会晤，讨论中国的政治局势。[87]次日福本诚等人前往西贡与孙中山会合，远藤隆夫不在其中，应留在广东。广东支部撤销后，所属成员似不再直接参与革命党的活动。

第五节　内外分歧

由于东亚会和同文会以往对华策略不尽相同，重新组合后，意见分歧依然存在。撤回广东支部，客观上为形式所迫，主观考虑，则是与东亚同文会的总体目标有所冲突。在“保全中国”的名义下，该会更加重视长江流域一带的利益，积极参与革政派的中原大举。在这方面，介入革命党广东密谋很深的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与东亚同文会本部干部的看法并不一致。宫崎寅藏曾经表示:

吾等最终之希望在于扶助孙逸仙遂其素志。吾为一介书生，无信望于海内外，而欲成全此事，故不得已而借助东亚同文会之势力。然而，如果该会之一举一动，均需与政府商量，则终不能成事。[88]

广东支部方面，虽然支部长高桥谦来自同文会，原口闻一来自东亚会，但该支部的活动深受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的影响，以至于一些兴中会员误认为宫崎寅藏等人也是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员。1900年9月，东亚同文会认为宫崎寅藏等参与孙文独立计划者为原东亚会的过激派，要给予惩处。同时还解除了该会上海支部干事山田良政的职务。[89]他们两人均来自东亚会。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撤销，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

1900年6月孙中山赴港前曾发表谈话，声称清政府对公开号召勤王的康有为派严重警惕，而放松对革命党的注意，为“我党的幸事”。“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计划要汇集众多同志，并徐待时机。”[90]这显然与东亚同文会本部的宗旨有所冲突。6月17日，东亚同文会召开干事会，研究对清政策，会长近卫笃麿主张持慎重态度，静观形势。与会者同意这一主张，干事犬养毅和佐佐友房等人还认为，应援助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南方督抚。[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