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5/23页）

1902年，吴稚晖等人因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一事与清驻日公使蔡钧大起冲突，引发了留日学界的退学风潮。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一方。本来中国教育会准备乘机开办学校，收容退学生，事出仓促，未能如愿。11月，受梁启超的文字宣传鼓动起而抗争的南洋公学学生掀起全体退学风潮，请求中国教育会协助其开办“共和学校”，随即成立了爱国学社，吴稚晖作为学社代表人在开学仪式上演说。该学社是激进师生借以培养爆裂之材料，试行共和政治的组织，得到了正在鼓吹革命的梁启超的赞同和赞助。1903年3月23日他函告蒋智由:

爱国学社事无日不往来胸中。近彼中状况复何如，望相告。弟此行必薄有所效，惟多少则不能预言。有书往沪，望勗同志以坚持而已。[111]

1901年留日期间，吴稚晖就与梁启超结识，本来在其同志之列。上海主张革命的新党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关系尚属融洽，拒俄运动初期双方互相配合。上海中国国民总会成立时，发布公启，通告“各省志士欲入会者，仍照原议，随时到四马路《新民丛报》支店及福源里爱国学校报名为望”[112]。

此外，梁启超所主张的“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在留日学界确有其事，即屠宽、钮永建等人提倡的中央协会，钮氏曾为此与吴稚晖沟通联络。[113]梁启超游美期间，开始一直关注沪上及东中新党情形。

然而，《苏报》案前夕，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发生冲突，无形停顿，冲突各方正是梁启超熟悉的吴稚晖、章炳麟等人。7月，东京留学生会馆的军国民教育会又因激进会员要求变宗旨为“实行民族主义”而引起分裂，多数成员当即退会，导致解体。[114]

上海与东京是梁启超所谓“秘密界之基础”的重要基地，接踵而来的不利消息对于举棋不定的梁启超的影响无疑相当负面，天下士和新党均不可信，加上在美洲考察所得印象不佳，使得本来就怀疑发动革命者能否坚持自由民权的梁启超最终决定放弃革命。所以梁启超后来谈到此事时说: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而变矣。[115]

梁启超态度的逆转，也与保皇会内部的变化有关。梁启超赴美后，在徐勤等人的一再劝说以及梁本人的再三“认过”之下，康有为终于“心平气和”地表示“已释疑怒”，尽管他致函徐勤时仍然对梁启超、黄为之“攻之不[遗]余力”[116]。在此情形下，梁启超当然不可能就宗旨抉择一事向康有为进言。而在此之前，保皇会的美洲、日本与港澳机构成员发生矛盾，彼此互相攻击，引起保皇会组织运作的动摇。此事除涉及财务利益外，与言革不无关系，横滨与旧金山均为言革的基地。梁启超认为，康有为因横滨方面“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所以偏信港中之言”。[117]在康有为的干预下，梁启超不得不致函在港同门表示“先自认过”[118]，以求化解矛盾。

不久，黄为之等人账目欺瞒之事败露，在保皇会内部引起新一波震动。在日本、美洲与港澳保皇会的冲突中，徐勤本来极力袒护梁启超和黄为之。1903年秋，徐勤亲到横滨和上海两地督查，“见各人多怀异志，即同门亦然”[119]，“多以攻击长者为事”，原因在于“一二小人离间其间，欲握我财政而制我死命也”。所谓一二小人，即黄为之和梁荫南，而这一切，均起因于梁启超等人“忽然倡革命，于党中生大变”[120]。

不观于今日卓如之情形乎！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草堂之命。且不独革草堂之命，而卓如已为其弟子所革矣。今日港沪之报纸之大攻吾党者，全出卓如弟子之手。[121]

于是徐勤一面“即函卓如，速速返东整顿一切”[122]，一面建议康有为“多传各同门见之，相隔数年，学殖荒落，无以鼓舞之，则一齐放倒矣”[123]。1904年春保皇会首领及重要成员聚集香港举行大会，清理门户，整顿组织当在议程之列。

徐勤自称他与梁启超言革，旨在扩充会事，相助长者，“然小人因之遂从中离间。初则攻港澳之人，继则并长者而攻之，且于既死之幼博先生、游学之康同璧而亦攻之。人之无良至此极矣，夫复何言！盖未革满清之命而先革长者之命，浸假财权到手，即卓如之命亦并革之矣”[124]。

徐勤言革，的确是为了鼓动筹款，一旦受到康有为的训斥，便表示谨守保皇之义，绝口不再言他。至于梁启超言革，却是出于本心，由衷而言，在康有为的一再打压之下，坚不肯弃。黄为之是江岛结盟十二人之一，可以说是梁启超言革的老同志。此事对梁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