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洪赵不能到案真正原因(第7/8页)

[135]《致内阁函》(北京,1913年7月4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第193页。

[136]《致蔡廷干函》(北京,1913年7月4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第191页。

[137]《致内阁函》(北京,1913年7月4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第193页。

[138]《关于宋案最近之函电》,《申报》1913年7月9日,第10页。

[139]匪石:《目无法纪之赵秉钧》,《民权报》1913年5月14日,第7页。

[140]《特约电》,《民立报》1913年6月11日,第6页。

[141]《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5月2日,第5页。

[142]《北京专电·国民党三大要求》(4月29日发),《神州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2页。

[143]《赵秉钧致武昌黎副总统上海岑督办暨各省都督民政长等电底稿》(1913年5月),手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赵总理拒驳出庭对质之三大理由》,《大自由报》1913年5月13日,第3页。

[14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1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第5—6页。

[145]《军政执法总长陆建章呈报破获暗杀团办理情形由》(1913年5月21日),原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22函。

[146]《票传黄兴事两则》,《顺天时报》1913年6月13日,第4页。

[147]《照妖镜中之造谣党》,《民主报》1913年5月28日,第6页。

[148]《燕市燃犀录·伪造证据之恶政府》,《民立报》1913年6月1日,第6页;《无所不至之诬栽政策》,《民立报》1913年6月2日,第10页。

[149]《黄克强到案志闻》,《顺天时报》1913年6月17日,第4页。

[150]宗良:《宋案之今日观》,《民立报》1913年6月14日,第5页。

[151]本馆驻京记者禅那:《宋案悬谈》,《时事新报》1913年5月6日,第1张第1页。

[152]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1),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19页;《致袁世凯函》(1913年5月11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371页。

[153]《国民党对于宋案之主张》,《大公报》1913年4月25日,第5页。

[154]《揭破某党之内幕》,《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13日,第3页。

[155]《来电照登》,《振南日报》1913年4月28日,第9页。

[156]《国民党之政治运动》,《新纪元报》1913年4月3日,第2页。

[157]黄远庸:《春云再展之政局》(1913年4月2日),《远生遗著》卷3,第94—95页。

[158]黄远庸:《最近之大势——渐渐分明》(1913年5月27日),《远生遗著》卷3,第119页。

[159]《国民党反对借款之种种》(1913年4月),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252页。

[160]杞天:《时事危言》,《大自由报》1913年5月1日,第1页。

[16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792页。

[162]《有吉驻上海总领事致牧野外务大臣电》(1913年4月9日,第55号),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437—438页。

[163]《湘公民开会记》(1913年3月26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272—273页。

[164]《看看民贼的手段·宋案证据之披露(三)·请国会议员看看》,《民立报》1913年4月28日,第11页。

[165]《人心不死·袁世凯肯避贤路乎》,《民立报》1913年5月3日,第10页。

[166]《人心不死·九亩地之公民大会》(1913年5月1日),《民立报》1913年5月2日,第10页。

[167]《某党借题发挥之电报》,《大公报》1913年5月6日,第6页。

[168]希渊译《宋案小言·枭雄必须排斥》(四月二十六日《大阪每日新闻》),《民立报》1913年5月14日,第5页。

[169]《袁世凯意欲何为》,《民权报》1913年4月8日,第6页。

[170]《有吉驻上海总领事致牧野外务大臣电》(1913年4月9日,第55号),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38页。

[171]《洪述祖之近状》,《顺天时报》1913年4月16日,第7页。《申报》亦报道云:“洪述祖在胶州狂言,谓共和系我首功,无我即无共和,宋教仁反叛民国,自可杀。”见《专电·北京电》,《申报》1913年4月17日,第2页。

[172]《致蔡廷干》(北京,1913年5月5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