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2/18页）

面对京城开始出现的混乱迹象，朝廷内一些不明真相的耿直官员，开始纷纷上书请求皇帝陛下留下来继续坚守京城。例如福建道御史许其光就上奏说：

京师城垣坚固，环卫森严，仓谷钱粮均有储积，以势度之，实属可战可守。

江南道御史寻銮炜上奏：

今日之事，有战无和，且京师重地，首在安民。近来街市情形，闻和则纷纭迁徙，闻战则鼓舞欢欣，可知逆夷种种猖狂，即闾巷之间，亦有迫于公愤者。

南书房、上书房的大臣们紧跟许其光和寻銮炜，纷纷上奏请求咸丰皇帝留下来，有的人甚至列出自古因为迁都而产生动乱的例子，想让咸丰皇帝打消离京的念头。

当时群臣的进言，让咸丰皇帝备感压力。为了稳定人心，他发出谕旨准备御驾亲征天津，要亲自指挥清军夺回大沽口炮台。咸丰皇帝的这个表态，是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替自己解围，自己也好顺势而退。就在这个时机，军机章京王拯提出了一个“上中下三策”，算是为皇帝陛下出了一个比较周详的主意：

直抵通州，以伸天讨，策之上也。旋跸禁城，缮治守备，与民固守，策之中也。万不得已，至于无策，而有巡幸木兰之请。

在奏文的最后，王拯提出如果陛下不得已必须出离京师，一定要选择一个代理朝廷政务的王爷，与僧格林沁一起留守京师。

王拯的最后这句话才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上中下三策”跟没说一样，最后一句话其实是为皇帝找到了可以离京的理由，那就是陛下离京不代表京师就无人防守。

不过让咸丰皇帝和王拯都没想到的是，这个策略一经公开，便在朝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从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到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短短的三天里，先后有六部、九卿、都察院堂官、五城御史接连上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打消离开京城的想法，与所有人一同坚守京师，并且要宣示中外，绝无“巡幸木兰”之事，以安定人心。

至少在通州谈判破裂之前的那个时间段里，咸丰皇帝无论是迫于压力还是真情流露，表示出了对英法抗战到底的决心，甚至谕令将已经准备好的车马退还，以平息舆论。皇帝陛下的表态确实让京师得到了几天稳定，但是随着通州谈判的破裂，尤其是八里桥的失守，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据史料记载，八里桥失守后，京师以东的防线完全瓦解，咸丰皇帝连夜召集内廷会议，决定离开京师。清晨之后即发布谕旨，以办理和局不力为理由，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任命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继续与洋人周旋。不过他也指示奕，目前局势比较艰难，人所共知，派奕去和洋人周旋，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周旋不成，就在后方督剿；如果实在支撑不住，就到自己这里来。

随后，咸丰皇帝又指示僧格林沁，让他向英法联军竖起白旗宣示停战，继续开启谈判，这等于向英法联军投降。

咸丰皇帝既然离京之意已决，所有的王公大臣就全都闭上了嘴，但当时却有一个女人，坚持了让咸丰皇帝留京的想法，并出面进行劝阻。这个人就是懿贵妃叶赫那拉·杏贞，也就是后来大清帝国40余年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叶赫那拉氏的话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也很有道理，后来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的确证实了她的判断。但当时局势危急，没有人重视她的话，咸丰皇帝听完后表现得不置可否，于八月八日（9月22日）清晨带领诸多王公大臣，其中也包括叶赫那拉氏，从圆明园后门出发，前往热河。

咸丰皇帝匆忙逃走了，京城的一切事务都由恭亲王奕主持。当时留守京城的除了奕之外，还有惇亲王奕宗，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团防大臣贾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团防大臣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署兵部尚书赵光，刑部尚书瑞常，户部左侍郎署步军统领文祥等人。

从留守的人员结构看，皇帝陛下虽然不在，但朝廷还可以正常工作，而且由于奕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接替载垣和穆荫为钦差大臣，显然对洋人的外交等级较之从前明显提升，奕的身份也显示出了谈判的诚意。

八月七日（9月21日）受命的当天，奕就向英国公使额尔金发出了照会，告诉他自己已经成为谈判的全权大臣，即将派人面议和局，希望英法两国暂时停止战争，以促成和谈。就这样，在奕的努力下，大清帝国和英法两国又将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