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都是王安石惹的祸？（第11/14页）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一旦出现饥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网打尽，舍同归于尽一途，无处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涝保收。而各级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黑手辣，则自然政绩卓著。于是，一件本来具有功德性质，明明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帝国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吏的运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成为十足的灾难。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其后果当然不难想象。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

在这种情势下，帝国管理阶层出现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士大夫阶层迅速分裂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线。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王安石执掌大权之前，给予过他相当无私的极大帮助。比如，有一位名叫韩维的官员，是神宗皇帝登基之前的主要幕僚与导师。他有一项工作，是给未来的皇帝讲解经义。每当他发出高论，引起赞赏时，他都会告诉皇帝：这不是我的见解，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担任一项更加显赫的职位，他谢绝了，却推荐王安石出任该职，他的理由是，王安石比自己有水平得多，他应该获得用武之地。这是皇帝很早就对王安石产生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后来，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对这位反对某些变法政策的韩维，给予了相当无情的打击。我们知道，这并不能构成非议政治家的理由，但是，却至少可以表明当时的某种态势。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翻检当时与后世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等等。从资料中判断，元老重臣中确实有那种保守到了昏聩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和黄庭坚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怎么样猜想也一定应该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们保留下来的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记载着他们忧虑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痛苦挣扎的情形。比如，作为变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两三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