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努尔哈赤：大明帝国的忠实掘墓人（第6/8页）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三百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一千五百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七千五百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应军事发展之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场上的收获。

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就此，牛录制度发展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被称之为旗人。他们全部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无须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但此种观念，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以至于直到今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不必说西方世界，仅仅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乌桓人、西夏人、北宋时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直到努尔哈赤，大体都有过不但“神似”，而且就连“形”也很类似的组织。甚至在对待头发的处理上，他们都大致相同或者相似：前边大部剃光，仅留周围或后部的头发，或用帽子盖住，或者编成辫子，垂在脸旁脑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常会在一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排山倒海般扫荡马蹄践踏过的土地，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甚至包括对头发的处理。

与那些古代英雄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假如从某种概念出发，一定要将其认定是独特的创意、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自然也无不可。

事实上，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战争胜利后，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奴隶、牲畜分成八大堆，然后再行瓜分时，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

这种天性热烈而神秘，具有激动人心的功效，其从亢奋转向恐怖经常只在一瞬之间或者一念之间。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胞弟弟。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兄弟二人并肩作战，相濡以沫，努尔哈赤的基业有弟弟的不少心血。

据说，有人曾经在舒尔哈齐家的门上，看到过一幅汉字书写的残破对联。上联曰“迹处青山”，下联曰“身居绿林”云云，表明此人颇有汉家文化之风致。这位身居绿林的好汉大约十分勇敢善战，因此，曾经是著名的巴图鲁，并始终被看作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表建州部落前往北京朝贡，与帝国朝野上下有着广泛交游并颇受礼遇。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导致他之后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

舒尔哈齐从失去地位到死亡的过程高度诡秘，大约是大清帝国最不愿为人所知的最高机密之一。是故，在翻检有关史料时，阅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完全无法明白：这样一个声威显赫、地位仅次于最高统帅的人，怎么会时不时就要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受到侮辱，并被夺去兵权，如此彻底地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