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变化（第2/8页）

在这一系列人事关系中我是怎样开始的？瓦吐丁问他自己。我是一个反谍报军官，不是一个党的理论家。瓦吐丁上校一生中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国家发生的大事件。他信任上级作重大决策，让自己做一些小的具体工作。现在不再是那样子了。做了格拉西莫夫心腹之后，他便同这人联在一起了，不可解脱。这事发生得如此轻易！的确是一夜之间——你一定要引人注意才可得将军级星徽。他一边想着，一边冷笑。你总是想引人注意。喏，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你确实引人注意了。瞧你现在处在什么地位！

处在克格勃主席和总书记本人的权力角斗之间。

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可笑，他对自己说。他知道，如果格拉西莫夫失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最大的讽刺是，克格勃主席如果垮台，纳尔莫诺夫奠定的自由主义影响会保护瓦吐丁，他毕竟不过是作了合法上级的指定工作。他想他不会被关进牢房，更不会被枪毙掉，曾几何时正是这样。他的官运会走到了头。他会被降级，到鄂木斯克去管一个克格勃地方机构，或者是他们能找到的一个最不重要的“美缺”，决不会再回到莫斯科中心了。

那也不很坏，他想。另一方面，如果格拉西莫夫成功了……也许是“二局”的头头？那就更不坏了。

而你曾真正相信过你不搞“政治”就能发展你的事业了？但那已是无可选择了。他要想逃出这个地方，就会身败名裂。瓦吐丁知道，他已身陷牢笼。要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全力做好他的工作。

这场白日梦，在他回头去写报告时才结束了。他认为邦达连科上校是完全清白的。他的档案查了又查，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爱国者、中等水平以上的军官。瓦吐了认为，费利托夫才是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经错乱的结论，这个戴勋章的英雄是个叛徒。

但我们怎样证明这一点？我们怎样在没有国防部长的合作下进行彻底的调查呢？这是另一个难点。他要是调查失败，格拉西莫夫对他的工作不会有好感；但调查受到了主席所强加的政治约束的阻碍。瓦吐丁回忆起，他在提升少校时几乎被忽略掉；现在认识到，晋级的布告牌忽然改变主意对他又是多么不幸。

奇怪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克格勃主席有政治野心的结果。他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一分钟后他们都来到了。

“费利托夫案子有进展吗？”他问。

“我们最干练的人在盯着他，”一个中级官员回答，“昼夜六个人。我们轮换着值勤表，所以他不会经常看见（即仅不是完全看不见）同样的面孔。我们有电视持续不断地监视他的公寓大楼的周围，有六个人每晚审查录象带。我们扩大了对美英间谍中可疑分子和他们的一般外交人员的监视范围。我们竭尽人力，冒着反侦查的危险，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汇报的唯一的新事情是，费利托夫在睡梦中不时地说话——他对一个听起来象是叫罗曼罗夫的谈话。说的话太支离破碎，听不清楚，但我有一个语言病理学家在研究它，可能会搞出点名堂来。总之，费利托夫放个屁，也休想瞒过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让手下人离他太近，不能保持连续不断的视觉接触。每天，他转一个弯或者进一个商店，就有五到十五秒钟看不见他——这样长的时间就足够进行一次‘擦身传递’或者‘死投’了。我毫无办法，除非你不怕惊动他。”

瓦吐丁点点头。即便是最好的监视也有它的限度。

“哦，有一件怪事。”那个少校说：“昨天才听说的。大约每隔一星期左右，费利托夫就要亲自拿文件销毁袋去焚化炉销毁。这在那里已习以为常，在昨晚上以前，管文件销毁室的那个人都忘记告诉我们了。他是一个年轻人，下班后几小时，才换上便衣去向我们报告。精明的小伙子。原来是，费利托夫在若干年以前就关心这个系统的建立。我亲自检查过那个系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设备也正常，跟我们这里一样。就这些了。实际上，这个对象唯一不寻常的是，他现在应该退休了。”

“阿尔土宁方面的调查情况如何？”瓦吐丁问下一个人。

另一个军官打开笔记本，“他被杀以前住在哪里，我们搞不清楚。可能他一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朋友们保护着他，这些人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我们还没有确定他的死和外国人的活动有什么联系。他没有携带什么涉嫌他人的犯罪物品，只有一些假证件，看来是出自外行人之手，但对边远共和国来说也够用了。如果他死于中央情报局之手，那是一次完美无缺的惊人之作。没有破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