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第12/15页）

斯廷纳立即带上“皮特”中校、紧急营救小组的两名重要成员（一名来自国务院，另一名来自中央情报局），以及一台卫星通信无线电机器操作人员登上一架直升飞机飞往贝鲁特。就在他们向大使官邸附近的直升飞机停机坪降落时，他们清楚地看见了贝鲁特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的那架TWA847航班。

巴塞洛缪的首要任务是监视847航班的动向，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有很好的监视能力，”斯廷纳告诉他。“我一回塞浦路斯，就把人给你派过来。”

在这段时间里，斯廷纳从塞浦路斯带过来的其他人，包括卫星通信和操作人员，都和大使一起待在贝鲁特，保证了联系不中断。

斯廷纳派给巴塞洛缪大使的监视分队有四个人随身携带了供白天和黑夜使用的长距离监控器材。他们到达贝鲁特一小时之后，他就让他们把设备架设到一座可以俯瞰贝鲁特国际机场的小山坡上的房子里。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这个小组成了有关TWA847航班情报的惟一来源。当天夜晚，阿马尔民兵让其余人质和机组人员也下了飞机，把他们分散到贝鲁特的南郊。现在已无法知道这些人质的去向。

虽然他们在塞浦路斯又待了两个星期，可是卡尔?斯廷纳和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在TWA847航班事件中的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这个问题要取决于叙利亚、伊朗以及各派领导人的谈判了（华盛顿方面也主动作出了一些外交上的努力，但对于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似乎没有起多少作用）。最后，哈菲兹?阿萨德取得了成功，人质被释放，被送到大马士革，并在那儿把他们交给了美国大使。

这是阿萨德的胜利，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因此而提高——但这对斯廷纳和他的同伴们来说则是一次不光彩的经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看到红十字会的车辆从贝鲁特出发，把人质送往大马士革，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我们有能力进行一次营救行动，而且本来可能是项轻而易举的行动。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办成，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有三个因素一直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如果这三个因素发生变化，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

第一，我们需要有和我们保持同样战备水平的专用飞机。

第二，我们一知道劫机的消息之后，就应当立即出动。

第三，我们需要阿尔及利亚政府把那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扣在地面……然后允许我们进行营救行动。

我们飞回本土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于是决定在即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主席作简要汇报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明我的观点。

第二天，我在五角大楼作了简要汇报。我详细讲述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由于我们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络，这些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做结论的时候，我说了类似下面的这样一段话：

“诸位，这件事情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对这样的事，我们都应当感到无地自容。我认为这种性质的失败，特别是从政治上来看，后果是灾难性的，就像打了一场大败仗。

“我们应当能想到，恐怖分子比我们更了解华盛顿对决策过程的时机把握，以及特种部队出动并到达行动地点所需的时间——他们是在这样的循环中运作的。结果，我们总是在追踪自己的尾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将永远如此。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给这样的使命以适当的优先权——也就是具有专用的空运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执行这样的使命，以免浪费纳税人的钱。”

我知道在这种场合，像我这样级别的人说这些话，分量是够重的了，但我觉得我应当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特种部队的人。

我还觉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将军、陆军参谋长夏伊?迈耶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P?X?凯利（我曾经当过他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的参谋长，不久前他的陆战队官兵在贝鲁特遭到恐怖分子汽车炸弹的袭击而丧生）清楚地懂得我提的是什么建议。我肯定在其他军兵种首长的支持下，他们会使我的建议成为现实。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配备双机组人员的C141运输机处于和我们一样的战备状态（虽然对于10月份的事件来说，这样做已经太晚，于事无补了）。

事实证明，这一主动步骤，以及原先给予特种部队指挥部关于与友好国家建立关系并向希望得到帮助的友好国家提供帮助的行动自由与权力，在反恐战争中都是有益的。

参联会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