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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国全问我老家的亲人，我告诉他我还有父母、哥哥和弟弟。蒋国全又问我娶媳妇没有，我说还没来得及呢！蒋国全便说，你娃空长子弹，可惜了。我不再说什么，一心想着春花，把春花的每一个细节都想遍了，叹了一口气，也对着山说：不知我哥嫂生孩子没？我希望他们过继一个儿子给我做养子，仗打完后回家过日子。蒋国全叹，这鬼仗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春节后不久，炮弹打碎了沐水河里的暗冰，抖落了吴家坝上空稀薄的欢乐气氛。这次不是敌人的炮弹，而是我们的炮弹向敌方阵地出击。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有效的抵抗，我们便拿下了清平县城，后来才知道敌人利用春节期间悄悄撤退了，清平几乎是一座空城。

我们以清平为大本营开始反攻。数十万部队在山野间兵分三路迂回、穿插、包围敌人。一天清晨，我们的侦察兵发现一个山窝里飘出了一团一团的炊烟，老百姓都逃了，这一带哪来那么多炊烟呢？长官分析可能是日军烧起柴火煮饭。我们悄悄潜入山头，突然吹起冲锋号扑向敌人时，才发现敌人的早饭还没来得及吃下便仓皇逃命，地上甚至遗落了袜子、内裤、刮胡刀和水杯。

又有一次我们冲进一个开满黄花的山谷，花丛中看到数十具烧焦的尸体，清理时才知道那是一些伤兵，那是鬼子撤退时做的紧急处理，他们浇上汽油烧死了那些无法带走的伤兵。我扒开烧得残破的衣服，发现一个面目很稚气的日兵肚子上的裂口能看到裸露的肠子，手里还握着一张烧了边角的全家福，黑白照片上的人都穿着和服，前排正中坐着一对年迈的老夫妇，左右两边一边是一个中年妇人和中年男子，后排则站着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很显然，这是一个三世同堂的家庭，背后是树木掩映的小屋。

我们真不敢相信，鬼子会这么对待伤兵。山谷里有几间瓦房，要不是因为战争，这里倒是安家居住的好地方，三面环山，聚气藏风。一条小河从前面缓缓流过，水边长满了翠绿的杨柳。河边有一些水田和堰塘，黄色的小花从山谷一直铺向天边，微风把死寂的战栗从花上传递出去，两耳能听见风的低吟。在这些鲜艳的花丛间，零乱的尸体就像焦黑的石头被遗弃在那里。团长王耀义便骂：狗日的东洋鬼子，尽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命令我们从农舍里拿来锄头挖了一个大坑，把这些死尸一起埋葬了。

蒋国全和我抬尸体时，老是把脸别在一边，他说死尸让他想起那股回锅肉炒焦的味道，他甚至用手轻轻一揭，便拉起一块长长的肉皮，就像一条撕破的黑布，在他的手上荡来荡去。蒋国全说，人肉和猪肉一个味道。他又说，小时候听人说人的肠子是花的，现在才知道和猪肠子差不多。那次埋尸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吃回锅肉，一向饿痨一样的士兵们都怕吃回锅肉，这让炊事员大惑不解。

团长王耀义，是成都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在川军混战时从小兵一直当到营长。抗战开始后他便蓄须明志，表示要等到赶走鬼子再刮胡子，士兵们都叫他大胡子，他也以大胡子自称，这让部下感到亲切。大胡子说他是响应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人，在军官中他没有纳妾蓄婢，而是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度。大胡子甚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脖子里面挂着一个十字架。大胡子说就是这个十字架在战场上两次救了他的命，他取下十字架在士兵中间传递，我问团长这个十字架上长着大胡子的男人是不是犯了事情被绑在架子上动弹不得？大胡子说，你龟儿子脑袋简直是个大草包，怪不得你爹叫你梁草。十字架上的叫耶稣，是个外国人。至于他为什么要被绑在架子上，大胡子说一言难尽，他没偷没抢是个好人。蒋国全说，听说我们本家委员长也信耶稣，这外国爷爷是不是像观音一样能救苦救难？大胡子说，蒋家老弟，你还真他妈的灵光，脑子转得比风车还快，你看这弹痕，要不是这玩意挡着，子弹早就钻进心窝里去了！蒋国全便滋滋地叹着，嘴里嘶嘶啦啦的像蛇芯子的声音。

士兵们便开玩笑，叫大胡子再弄些耶稣像来，每人胸前挂一个。大胡子说，哪有那么多嘛，这一个还是我妈亲自从脖子上取下送给我的。我妈从小失去了双亲，是一个英国修女收养了她，她在教会里长大成人，当然皈依了基督教。后来结婚生子后，便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受洗，我对我妈所在的教会也是一知半解，做弥撒完全是孝顺母亲的一种方式。直到战场上，十字架救了我的命，我才认真起来，没事时也看看《圣经》。哎，蒋老弟，听说你的本家蒋委员长在骊山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软禁时，有一天早晨翻开《圣经》就读到一句“有个女人将要来救你”，委员长暗喜，当天下午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便乘飞机赶到了丈夫身边，委员长居然抱着夫人痛哭。当然，夫人救了委员长的命。不知真有其事？蒋国全一头雾水，直说蒋家人连这么大的事也不给他通风报信，太不够本家亲戚。几百年前，说不定我们还同祖同宗呢！大家便一阵哄笑，大胡子笑得胡子抖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