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仇敌满天下（第20/24页）

再不上场，风头就全是别人的了，唐生智按捺不住，决定马上动手。老蒋发来扣留韩复榘的密令，他在拒绝执行的同时，还准备借此机会将韩复榘也拉下水。

被吓得战战兢兢的韩复榘从唐生智那里听到了一句令他十分意外的话：“不要怕，今后我们一起来反蒋吧！”

韩复榘急忙说：“我以后绝对服从总司令，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929年12月，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包括韩复榘在内，列名通电者共有阎锡山、何键等二十多位。与韩复榘反冯时，被列在通电上的大多数人事先毫不知情不同，唐生智这份通电上的人，是他在酝酿期内“炖”出来的，其中大多数人都联系过，也都在反蒋上表了态。

冯玉祥与唐生智不睦。不过事前双方已达成协议，唐生智单独倒蒋，西北军则待着不动，也不攻击唐部。冯玉祥为此特地指示宋哲元、孙良诚等人：“河南境内皆属友军，我军万勿反攻。”

通电反蒋的二十多人里面，最重要的自非阎锡山莫属。这次他之所以能够答应唐生智反蒋，缘于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

自从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后，阎锡山即将平津两市税款留为己用。接着宋子文到了北平，要划分国税和地税。宋的要求名正言顺，阎锡山不能反对，只得应允将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但他同时向宋子文提出，今后平津卫戍部队的薪饷也应由财政部拨付，山西方面不能承担。

宋子文答应照办，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了。阎锡山觉得自己吃了亏，便又以北伐时期山西省银行曾垫付三千万元作为军费为由，申请发行省公债三千万元以资弥补。

报告打到南京，蒋介石不同意，山西的三千万元就此打了水漂。阎锡山一辈子最注重在经济上打算盘，无论是谁，但凡多占了他一分钱的便宜，他都会恨之入骨，更不用说三千万这样一笔巨款了。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很后悔北伐时垫此巨款，这件事咱们做错了！现在蒋不敢用兵来打我们，只有从经济上来困死咱们。”

那段时间，蒋介石在南方整垮新桂系，在北方小虐西北军，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阎锡山则觉得即便为了他那打水漂的三千万，也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必要。

阎锡山平生最得意的是与袁世凯打交道。他对人说：“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因为他是最聪明、最凶恶的一个家伙。他把辛亥时期的都督不是杀掉，就是赶走，而我却能够把袁世凯应付过去。以前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不料他这样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

此时阎锡山在北方的声望已全面超越冯玉祥等人。各方代表纷至沓来，里面有酝酿反蒋的，也有探听消息的，有国民党的，也有北洋的。

吴佩孚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份情报，说蒋介石想排除异己，造成清一色的蒋家天下。蒋排除异己的顺序是，首先消灭西北军；其次消灭“五台山大王”（指阎锡山）；最后消灭关外的“胡子军”（指张学良的东北军）。吴佩孚在情报上亲笔批了几个字“来源甚确，请百川（阎锡山）注意”，然后让代表带到山西交给阎锡山。

不管情报真假，吴佩孚欲借反蒋之机复出，阎锡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吴佩孚毕竟已经失势，在政治场中，失势人物也就只能担当个包打听之类的角色，不可能得到太多的重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北洋军人就不是阎锡山能随便小觑的了。

难得的机会

蒋、张北平密谈，曾引起阎锡山的百般猜忌，并成为他怂恿西北军发动反蒋战争的诱因之一。可是事实上，在这之前，阎、张就已经有过秘密接触。

在阎、张接触中，张学良并没有亲自跟阎锡山面谈，他派的是代表。张学良通过代表传话，说他年轻无知，对关内事不知该如何应付，而阎锡山是他的父执（父亲的朋友），所以请求阎锡山对他进行指导。

这分明就是反蒋的表示，只是没有明言而已。

自东北易帜以来，张学良一直持“拥护中央统一”政策，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以反蒋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他与蒋介石之间发生的龃龉主要来自“中东路事件”。

自1929年夏季开始，中苏因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启衅之初，蒋介石为了表示对张学良的支持，允诺可出兵十万，拨付军费数百万，这使张学良下决心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态度，之后东北军便与苏军在东北边境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史称中苏同江之战。

蒋介石曾答应援助张学良，可是因为中途发生了蒋冯战争，使得他无暇再兼顾东北，致使一兵未出，一文未拨。东北军独立与苏军作战数月，终遭惨败，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方签订了“伯力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