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共和国的末日：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第19/21页）

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当时正代表德国在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背着施莱彻尔和陆军总司令——在这个疯狂的时期里，一切事情都是背着某一个人做的——把他召回来在希特勒一巴本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的，并不是希特勒，因为他还没有当权，而是兴登堡和巴本。正如希特勒后来所说的，勃洛姆堡将军是早已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一个人，受到他在东普鲁士的参谋长、一个直言不讳的纳粹同情者瓦尔特·冯·莱希瑙上校的很大影响。当勃洛姆堡在一月三十日一早到达柏林的时候，车站上有两个军官带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命令来接他。一个是冯·孔茨恩少校，他是哈麦施坦因的副官，命令他去向陆军总司令报到。一个是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他是自己父亲的副官，命令他去向共和国总统报到。勃洛姆堡给弄得莫名其妙，结果去见了总统，立即宣誓就任国防部长之职，因此不仅有权镇压陆军方面的任何政变尝试，而且有权强使军方支持几小时后即将任命的新政府。陆军在这个关键性时刻终于接受了希特勒，对于这一点，希特勒一直是感激的。他不久就在一次党的集会上说，「要是在革命的日子里，陆军没有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对于军官团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责任，到最后，他们将后悔不已。

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这个冬天的早晨，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十四年来徒劳无益地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在闭幕以前，在那些想要埋葬共和政体的形形色色的阴谋家中间，还发生了一出小小的滑稽戏。巴本后来是这样描述的：

大约十点半的时候，新内阁人员在我的家中会齐，然后穿过花园到总统府，在梅斯纳的办公室中等着。希特勒马上又提出了他对没有被任命为普鲁士长官的不满。他认为这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权力。我告诉他——这项任命可以放到以后再说。对此，希特勒答称，如果他的权力因此受到限制，他就要坚持国会举行新选举。

这样一来，形势又完全改变了，讨论又激烈起来。休根堡特别反对这个主张，希特勒为了要使他安心，便说，不论（选举）结果如何，他不会改变内阁的成分——这时已经早过了十一点了，而我们预定要在十一点晋见总统。

梅斯纳叫我们结束讨论，因为兴登堡不愿久等。突然发生意见冲突使我担心，新联合政府还没有产生就可能破裂——最后，我们被带去见总统，我作了必要的正式介绍。兴登堡讲了短短的一段话，谈到为了国家利益进行充分合作的必要性，然后就监督我们宣誓就职。希特勒内阁就此成立。

这样，通过走后门，通过同他私下厌憎的老派反动分子在政治上作一笔不能见人的交易的办法，这个从维也纳来的前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弃儿、激烈的革命分子，就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总理。

毫无疑问，国家社会党在政府中肯定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在内阁十一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三个，而且除了总理一职以外，他们所占的都不是重要职位。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但并没有像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内政部长那样控制着警察，德国的警察是由各邦自己控制的。第三个纳粹党阁员是戈林，但是没有适当的部可以给他，于是他就被任命为不管部长，其默契的条件是，一旦德国有了空军后，就任命他为航空部长。很少有人注意到，戈林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这个职务控制着普鲁士的警察；而在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联邦内阁上。使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内阁名单中没有戈培尔的名字；他暂时给置在脑后了。

几个重要的部都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以为已经把希特勒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与农业部长，钢盔队头子赛尔特任劳工部长；其他各部仍由巴本在八个月以前任命的非党「专家」担任。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伴同前来，他不会接见总理。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激进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重牵制。而且还有一层：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的产物，他相信，在坚决的老总统（老总统是他的朋友、仰慕者和保护者）的帮助下，在他的保守派同僚（他们在人数上以八对三胜过难以驾驭的纳粹党人）的明确支持下，他能够掌握这个内阁。

但是这个浮夸轻薄、姑息养奸的政客并不了解希特勒——实际上也没有人真正了解希特勒——他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力量。巴本也不了解——除了希特勒以外也没有别人能了解——既有的有势力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中产阶级和高度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悲哀地所说的，他们都会「不经一战就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