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第2/3页）

前416年3月的陶片放逐揭示了雅典政治体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可以确认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领导人或政策；但民意不明确时，它就毫无用处。或许就是因为人民普遍认识到了这种缺陷，所以后来雅典再也没有执行过陶片放逐。现在看来，若是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当时做一番正当的竞争，雅典城或许会受益良多。但是，对希帕波鲁斯陶片放逐之后，雅典仍然没有连贯的政策或领导。不久之后，雅典人又一次将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选为将军，这反映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持续僵持不下。

雅典人在这些年里的行为体现了他们莫大的挫折感。斯巴达不肯履行和约义务，粉碎了尼基阿斯的希望（两个大国能够真诚和解）。亚西比德通过与伯罗奔尼撒国家结盟以打败斯巴达的计划已成为泡影；而尼基阿斯的规模较小的计划，即收复在色雷斯和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失地，还只停留在筹划阶段。但是，和平使雅典人恢复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到前415年，储备资金可能多达4000塔兰同。与此同时，新一代青年长大成人了，他们没有战争的苦痛经验，对斯巴达的入侵也没有深切的记忆。尽管雅典拥有无可匹敌的海军和强大的陆军，它却不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去确保真正的和平，也无法打赢战争。前416年春季，针对米洛斯岛的一次军事行动给了雅典人一次发挥能量和发泄挫折感的机会。

雅典人征服米洛斯岛

在基克拉泽斯群岛各国中，只有米洛斯人拒绝加入提洛同盟，所以他们能够享受雅典帝国的好处，而无须承担任何负担。米洛斯人属于多利亚民族，是斯巴达人的殖民者，在阿希达穆斯战争期间似乎曾援助过斯巴达人。他们在前426年打退了雅典人的一次进攻，并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尽管雅典人在前425年征税评估时将他们也算在内。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因为雅典人不可能长时间允许自己的意志和权威受到这样一个基克拉泽斯小岛国的挑战。米洛斯人的安全依赖于他们与斯巴达的特殊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该因素促使了雅典人在这个时机发动进攻。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武力征伐和在北方的外交手段令雅典人备受挫折，他们或许急于证明至少在海上，斯巴达人对雅典无计可施。雅典人派遣了30艘战船、1200名重步兵、300名弓箭手和20名骑射手到米洛斯岛。他们的盟邦（可能大多数是岛国）则出动了8艘战船和1500名重步兵。盟军和岛民参与的比例如此之高，说明此次进攻并没有被认为是师出无名，我们也没听说雅典人在决定执行此次入侵时有过分歧。由于这次远征不是特別重要，所以没有让尼基阿斯或亚西比德参加。指挥联军的是提西亚斯和克里奥米德斯。他们先派遣使者去劝说米洛斯人投降，被拒绝后才开始蹂躏米洛斯岛的田地。

米洛斯的行政长官不准雅典使者向米洛斯人民讲话（可能是害怕群众会愿意臣服于雅典），并安排雅典使者在行政长官以及寡头制议事会成员面前发言。雅典人的目的是劝说米洛斯人不战而降，或许他们认为威胁比其他任何手段都更容易达成这个目标。无论如何，威胁手段与他们近期在斯基奥涅的做法是一致的，他们在处置斯基奥涅时放弃了温和态度，转而施行恐怖统治。雅典人对米洛斯岛的直言不讳和严厉言辞在他们的政治对话中并非孤例。在公开演讲中，伯里克利和克里昂都很愿意将雅典帝国描述为“暴政”；前432年在斯巴达的雅典发言人也曾使用过严苛的措辞，与雅典人和米洛斯人对话时使用的措辞类似：“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帝国，随后拒绝放弃它，这绝对不是令人震惊的事情，也不违背人类天性，因为我们屈服于最强有力的动机——荣誉、恐惧和私利。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如此行事的民族，因为天意注定弱肉强食，历来如此。”（1.76.2）

但米洛斯人拒绝屈服，既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诸神一定会保佑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相信斯巴达人一定会来保护自己。雅典人轻松驳斥了斯巴达人援助米洛斯人的说法，也对神祇相助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们说：“据我们所知，在所有民族中，斯巴达人相信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就是高贵的，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就是正义的。”这对米洛斯人来说不是个好兆头。斯巴达人只有在己方力量占优势的时候才会行动，“所以，只要我们控制着大海，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千里迢迢地到一个岛上来”（5.109）。

雅典人继续攻打米洛斯城，直到饥饿、沮丧和对内奸的恐惧最终迫使米洛斯人举手投降。雅典人投票决定杀死米洛斯的所有男子，将妇女和儿童全部变卖为奴。据说亚西比德提出并支持了这道法令，但没有证据表明尼基阿斯或其他人反对它。到此时，雅典人已经完全放弃了伯里克利的温和帝国主义政策，而选择了克里昂的强硬路线，希望能够以此震慑其他国家潜在的抵抗和反叛。这是对他们新路线的理智的解释，但情感一定起到了至少与理智同样重要的作用。修昔底德说战争是“是一个凶暴的教师”时，一定也想到了米洛斯岛事件。